一边是堪称“最贵铁皮”的上海车牌“高烧”不退,一边是广州突然加入汽车限购行列。私车牌照,正成为大城市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日益凸显的“堵城效应”,似乎在“倒逼”政府加速出台“限令”,这些举措能否缓解“堵城”痼疾?汽车社会,日渐蹒跚的步伐又将走向何处?(7月4日《新闻晚报》)
随着广州加入汽车限购行列,一线城市的限购步伐已经明显加快,但其效果是否明显,其实并不要急于寻找答案。毕竟,一线城市的限购措施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而这种无奈的选择并非是治堵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公众纷纷质疑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的同时,其实也不能全盘否认其短期效应,当然,只有改变单一的限购措施,多管齐下才有望使治堵工作得到明显改善。
之所以说,单一的限购效果不明显是有事实为依据的。以上海北京为例,车牌拍卖和摇号的实质就是在对私家车的限购,但私家车牌变得又贵又沉重的时候,人们又在质疑其给治堵工作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尽管效果不明显,但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其积极作用,虽然其效果看上去是短期行为,但至少给城市规划建设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倘若,能对公车进行限购,或许效果会更理想些。
限购措施在争议中逐步的推广并扩展其范围,而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的规划则显得更加迫切。当人们开车在城市的道路行驶时,你会发现高架桥变得更窄了,当你乘坐公交、地铁时你会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其拥挤程度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而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容,城郊差距的缩小,公共交通发展滞后的矛盾显得越发突出。公共交通建设的滞后使买私家车的人群逐渐增多,即便铁皮再贵,摇号概率再低也很难阻挡一些有能力消费人群的购车步伐,而且还催生了一些灰色经济和利益链的产生。
限购如何更好的为治堵工作服务,治堵如何更合理跟上城市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各种应对措施实际上是无法单一的切割出来实施的。当公众看到公车限行的进步同时,更希望公车能像私家车一样得到限购的压制,既为治堵做出应有的表率也为财政支出着实减负。
单一的限购显然适应不了城市发展的需求。除了公共交通的发展规划,停车难的问题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一大难点,所以,治堵工作必定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工作,任何单一的措施只能起到短期的缓解作用,从长远来看必定要多管齐下,齐头并进,才能出长远效果。当然,还不能排除环保的因素,当哪一天治堵有成效了环保措施又没跟上的时候,那又将面临另外一场革命,与其疲于奔命的急救,不如针对治堵工作来一个全面的规划建设,而这种规划必定是涉及很多方面的有效协调的愿景。(邓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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