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为清洁工撑伞”策划者在“失踪”几天之后终于露面。在《新快报》记者的追踪下，策划者霍海洋戴着口罩现身。他承认策划事件的动机是“想借此事自我炒作，想出名”，并多次向媒体和公众道歉。
按照尔码公司的说法，霍海洋是该公司的前员工，但经过记者的再三追问，霍海洋承认在摆拍当天，的确叫上尔码公司的两名员工参与。但尔码公司的负责人否认与这个策划有关。
利用爱心造假者，其信用早已破产，他们在造假被揭穿之后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度，我们不能想象。蹊跷的是，霍海洋是在尔码公司的劝说下才现身的，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与原公司之间的脐带还没有完全割断？
然而去考究哪些人参与了造假，不如去考究为什么类似的造假总能得到传播。
这些年，媒体中频频出现“感人新闻”，如“河南3.6亿巨奖得主侄子广州招募万名老乡回家庆祝”，“母亲抱着患眼癌的女婴跪地爬行以获得‘广州富家公子’的捐款承诺”，“深圳女孩跪地给乞丐老人喂饭”等等，这些“新闻”每次都能轰动一时，每次都很快被人揭穿。
这些策划的共同特点是，用戏剧化的手法，演出强者或者小孩、少女帮助弱者的街头戏，通过发达的社交媒体首度传播，引发大量的爱心围观转发，吸引传统媒体的二度传播。
社交媒体传播迅速，发现问题也同样迅速。“街头戏”在彩排演出过程中，难免被旁观者看出破绽，于是旁观者就利用社交媒体道出真相，给正在感动的人们泼上一盆冷水。
在通常情况下，传播假象同样是件丢人的事，尤其是正规媒体，报道假新闻需要承担责任。可是传播者能够前仆后继地传假，并在得悉自己传假后还不觉得做错了事，其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事件本身是“善意”的，属于“正能量”；哪怕这种“正能量”是假的，“善良的动机”也会让传假者获得追究豁免权。
“正能量”的稀缺，放大了对它的需求和追求，从而降低了造假者与传播者的风险，这使得造假者可以有恃无恐地造假，使传播者可以疏于求证而“一触即发”，反正动机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对媒体而言，吸引围观是一种红利，揭露造假再次吸引围观，又是一种红利……
今年3月，“深圳女孩跪地给乞丐老人喂饭”策划现形之后，我曾在《假造“善良”是大恶》一文中说，利用“爱心”来骗取爱心一旦露馅，由爱变恨所释放的就不是正能量，而是“震能量”了。这种爱心被利用、智力被羞辱的震撼式能量，足以彻底摧毁企图传播的对象。一个众所周知的恶人和一个满嘴仁义的“慈善家”干同样一件坏事，人们更痛恨哪一个？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回答。面对这种“街头把戏”，我们可以去揭穿批评它们；可是在其他地方，还有多少穿着山寨“正装”的把戏，尽管已经漏洞百出，我们还是很难去怀疑和揭穿它们。“正能量”让它们获得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我们似乎只有供奉的权力。这种不容置疑，是对此类造假的潜在示范。
在诚信成为社会大问题的今天，真实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大正能量。这种追求不但包涵表现的真实，还包涵对虚假的揭露与批判。——在对“正能量”做出准确的界定和判断、并增加制假传假的风险之前，这种“形正实邪”的造假风气，恐怕很难得到遏止。
（作者为本报首席评论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