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教育再次成为代表、委员和各家媒体集中关注的话题。由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恰于“两会”召开之前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会”期间的讨论，也就被预设了若干集中的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高校是否取消行政级别，则是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之一。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独立品格和学术环境，受行政化之苦久矣。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去行政化的最大动力，肯定来自高校渴望回归教育规律和学术尊严的内在需求；而去行政化的最大阻力，则一定来自教育行政化的始作俑者和既得利益者，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日前却有媒体以《人大校长纪宝成：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贬低教育》为题，报道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的不同观点，令观者颇感意外。
媒体制作标题，往往在简洁中寻求最醒目的效果，上述标题也不例外，在这个标题中，纪宝成先生成了高校行政级别的无条件捍卫者。但按照报道中的文字表述，则纪宝成先生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有了两个“如果”作前提，则纪宝成先生对高校行政级别的“捍卫”，就不再是出于一己私利的贪恋官位，而是在一个官本位社会中，对高校尊严和利益的维护。况且在纪宝成先生作此表述之前，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没有行政职务的著名教授，也早已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可见呼吁保留高校的行政级别，确实并非个别高校领导贪恋官位那般简单，而是有着复杂而微妙的现实背景。
纪宝成先生和那位著名教授的观点惊人地一致，即都是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最大危险，在于没有了行政级别作标识，大学和大学领导的地位、尊严将无从体现，大学领导在与其他社会关系打交道时，也就失去了平等(或优越的)的地位，由此也将难以在与各级官员的交往、合作中，为高校争得必要的发展机遇和相应的资源。按照纪宝成先生自己的表述则是：“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
现实或许如此，但现实却未必一定如此。在以行政级别为导向的当下社会，行政级别确实已经成为可以通行于各个不同领域的“硬通货”，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确实经常如纪宝成先生描述的那样，被置换成官位大小的“对等”。但是，即便在如此不堪的现实中，高校依然有望成为率先打破官本位现实的先锋，因为在所有纳入行政化管理序列的“事业单位”中，教育本来就是最具独立传统和职业尊严的神圣领域。无论古今中外，教育、教师一向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即便是在官本位历来严重的中国传统社会，“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中，教师虽然忝列末位，但比之未能入列的官员，其受尊敬的程度还是天上地下。而以现实论，在中美两国都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哈佛、耶鲁大学的校长访华，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均与其会见，可见中国领导对优秀大学的价值其实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尊重。有着这样的实例作榜样，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也应该对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价值和尊严，有充分的自尊和自信，否则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对方表达的是对学校和校长的尊重，校长意会的却是对副部级官员的逢迎，事情就有些拧了。
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有其不得不为的合理性。但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其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负面作用，也已经被社会所公认，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在价值层面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同时，从温家宝总理的多次讲话，到《纲要》中的相关条款，去行政化都已被列为教育改革的重要部分，可见在实际操作层面，教育的去行政化也已经有条件列入日程。而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在教育去行政化的过程中，除了必须冲破教育行政部门必然产生的阻力之外，让大学和大学校长们真正做到以教育为荣，也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而这一点恐怕是大多数公众事先都没有想到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