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热炒的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3版)
国家中长期教改规划征求意见稿，以及温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都曾提到要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而现有行政级别体制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其实早在公众预料之中，倘若既得利益不是足够强大，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也就不会如此迟缓而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宝成代表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性辩论机会。
纪宝成代表亦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这说明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取消”，而仅在于取消范围上的“单独取消”。即：除了政府机关之外，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应该有行政级别，要取消大家都一起取消，如果只是先把高校的取消了，那就是“贬低教育”。
可是，知识精英汇集的高校，相比于其他同样有行政级别的企事业单位，难道不应该拥有更高的自视眼界和对社会的公共责任感吗？既然明知是一个无论对学校自身发展还是对整个教育大计都非常有害的糟糕制度，就应该有带头破除的勇气和担当，怎能因为别人都这样所以自己也必须这样。
所谓“单独取消”，换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带头取消”。在改变官本位体制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上，成为取消行政级别的“带头人”，大学应该当仁不让；而不应该自视太低，与一般企事业单位在“公平”问题上扯皮不尽。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取消行政级别困难重重的背景下，之所以选中让高校带头取消行政级别，恰恰是因为高等教育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所以才“格外地重视”，怎么反倒成了“贬低”呢？
某种意义上，大学居然需要靠行政级别来保证自己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是一种反讽式的悲哀；大学非但没有能为带头取消行政级别而感到高兴，反而认为这是对教育的“贬低”，则只能说明大学的“荣誉观”确实大有问题。事实上，一所大学的好坏从来就不是行政级别所能标榜的，公众也从来就不曾买过这个账。大学沦为论资排辈的官场久矣，当大学回归纯粹的大学，“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真有那么重要吗？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