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人民日报》关于弱势群体的系列报道，引来广泛的社会关注。一些典型的新闻事件，如农民工版《春天里》走红网络，河南郑州城管掌掴76岁菜农，让更多人把目光投注到弱势群体身上。
说起弱势群体，人们一般会想到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失业者、低收入者、流浪人员、残疾人，等等。社会学家把社会转型期的弱势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个人能力、竞争能力较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另一类是因为制度变革、政策变化而变为弱势，如城乡规划调整、大型工程项目导致拆迁、征地，一些被强拆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简言之，解决第一类弱势群体的困难，政府和社会一直在努力，最终要建设完备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第二类弱势群体的困难，则主要有赖于建立完备的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制度。
第一类弱势群体的产生，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竞争”的过程，包括弱势群体自身在内，没有人对此犯有罪错，也无需追究什么人的责任。解决这类弱势群体的困难相对容易，至少已有比较明确的路径。第二类弱势群体的产生，则大多是一个“不正当竞争”的过程，其间必有人采取了不道德乃至违法犯罪的手段，必有人粗暴侵害了他人的权利，犯下了明显的罪错；那些被欺凌、被侵害的人，也由此沦为弱势群体。要救济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必须制止欺凌者、侵权者的不当不法行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在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制度缺失的国情条件下，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同样也有因“不正当竞争”产生的“弱势者”，但他们的命运，却与我们常见的情形大相径庭。比如强征强拆，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联合威逼打压下，中国的“钉子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不想以命相搏（自焚、跳楼等），不想以“扰乱社会秩序”、“敲诈政府”被逮捕判刑，就只能自认倒霉，饮恨从命。
一名中国学者到境外某地访问，找了很多普通百姓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官员把你们家房子拆了怎么办？回答：去法院告他。再问：假如法官腐败了呢？回答：那我去找议员，我的议员立即去调查，这个法官可能就当不成了。再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呢？回答：议员更不可能腐败，因为他需要我们的选票。这里有一个清晰的权力监督链条——“百姓选举并监督议员、议员监督司法（议员也能直接监督行政官员）、司法监督行政官员”，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权利救济链条，如果发生了强拆事件，百姓能够通过这个链条，获得有效的权利救济，侵权者也会受到应有的追究。
由于法治不彰，权利救济渠道阻塞，中国的“钉子户”成了典型的弱势群体；由于权利救济渠道畅通，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钉子户”，则完全避免了因“弱势”而任人宰割的命运。如此鲜明的对比再次证明，弱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弱势权利无救济——弱势者无从获得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关键是弱势者必须要有权利救济。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保障的权利也不是权利。当公民权利写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上的时候，权利只是“纸上的权利”，只有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现途径，权利才能从“纸”上走进现实生活，否则权利只能永远停留在“纸”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特别地，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公民只有通过一定救济渠道争取到维权的资源，壮大维权的力量，才能有效制止侵权，制裁侵权者，并获得必要的救助和补偿。
没有完备的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的制度，包括某种情境下的强势者在内，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弱势者。不走出“强势欺凌弱势、强势沦落弱势”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终难有希望。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