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5时，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童贻鸿到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因拆迁引发纠纷，11月18日下午，童贻鸿向楼下投掷砖头“导致一人重伤”，童贻鸿被当地警方通知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于昨晨搭乘飞机赴京向警方“自首”。（11月21日《新京报》）
因为不相信当地警方，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童贻鸿选择坐飞机去北京自首，随后，当地警方连夜出发进京协助调查。这听起来颇像汤姆和杰瑞千里追踪的故事，就这样在现实中华丽丽地发生了。
在动车时速已经达到380公里每小时的动车时代，坐飞机和坐火车到底谁比谁快这很难说。很可能警方获得消息之后立即动身，提前到北京机场把童贻鸿带回武汉。即使如此，童贻鸿还是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因为他相信，北京会还他公正、正义。
这件事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源于打破了人们的惯有思维习惯。按照以往的经验，群众去北京很可能是去上访，这怎么又会演变为去北京自首？地方难道就没有公检法部门接受一起自首的刑事案件？而警察去北京可能是去抓逃犯或者阻截上访者，又怎会成为截留自首者或者协助调查？
同时，从这一事件中，人们还发现了另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近年来因为拆迁引发的纠纷已经发生不少。但是，大多数拆迁者选择的都是自伤、自残或者自焚，而鲜有人因拆迁而选择伤害他人。所不同的是，在这一事件中，童贻鸿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弱势者、受伤害着，变为了伤害他人的肇事者。
所幸童贻鸿的行为尚未致人死亡，造成更大的家庭、社会悲剧。可如果他的愤怒再大一点，仇恨再深一点，很难说不会演变为福建南平郑民生手刃儿童那样的报复社会者。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基层司法机构的作风疲软、执行乏力、办案不公。
我们国家，几乎是以世界上最昂贵的成本，供养着世界上最庞大臃肿的司法、行政机构，但是倒头来，基层地方连最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群众不得不选择“去北京”。 不知经过此次事件之后，去北京自首是否也会同去北京上访一样，成为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后一丝希望。
如果全国的司法、行政纠纷在地方都无法获得正常的司法救济途径，在地方无法伸张正义，最终所有的问题就只能全部推给北京，那么，北京的交通会更加拥堵、工作会更加繁忙……当然，这还仅仅是表面现象，最关键的是北京的地方机构的作用被无限放大，而地方的作用则在削弱。一个效率高效的政府，需要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基层就能够得到保障，否则整个国家的运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一个“去北京”的公民，身后可能都有满腔的愤怒，有着不为人知的冤情与委屈，这需要基层司法、行政机构体察民意、考虑民情、为民办事，而不能总是逼迫公民“去北京”。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