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范畴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安排和设计，以求得经济总量得以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并使得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国民的福利更大化。因此与研究对象（国情）相结合的经济学理论才有生命力。
两大国情
在展开分析之前，先阐述一下我对中国最主要国情的基本认识：
第一、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拥有13.5亿的人口，此外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层次等特征也是重要的指标。
第二、中国体制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体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目前是处于体制的转轨后半期，很多要素价格的改革会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转变（含括城乡二元经济）。
真正认识到中国上述的两大国情对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及问题非常重要。
需求问题
社会总财富的创造或者用我们通常理解的名词国内生产总值（GDP），它包含了在一段期间内某地区所提供的所有的产品及服务的总和（总供给）。而这个总和（GDP）能够每年以一定比例的速度在增长，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主要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和效率的提升有关，这里主要包含科技的发展及创新（包括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等）及管理水平的提升。这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进行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以及管理机制乃至国家体制（所有制、生产关系等）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第二、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释放有关，大批的农民从产出效益低下的农作物生产转变成产业工人，其产出的效率成倍数上升。工会力量不占主导或在经济激励下个体劳动时间延长以及个体劳动熟练度提升也是当前社会总财富创造中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三、从支出或需求（或供需平衡）的角度出发，过去几十年中较好的解决了与供给相对应的需求问题。中国不断增长的总供给能力，在内需增长不够快（尤其是消费）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并将部分总供给储蓄在海外（体现为净出口和与之对应的经常项目盈余造成的外汇储备增长）。
前两点解决了供给问题，提升了社会的供给能力，后面一点则是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需求问题。
产业转移
近三十年来由于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大量的产业转移，导致了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出现了严峻的空心化趋势，而民主政治（有过于民粹的倾向）却导致发达国家的国民福利在不断增长，这导致发达经济体长时间处于贸易和财政的双赤状态，并通过虚拟经济以及财务杠杆来对双赤进行平衡，最终在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和去杠杆化的双重驱动下引发了金融危机，而这个危机现今仍没有结束。这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打击外部的需求，可以预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外部引擎将逐渐消失。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更多的依赖于（也必须依赖于）内需的增长，即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在城市化较为充分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是很容易理解的，相当于当期的产出更多的在当期进行消费，或者说当期的消费能力及预期引致了当期的供给。而在城市化仍有很长的路可走以及仍具有人口红利优势的经济体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以及增长率是符合国情的。
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以及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全社会拥有大量的富裕劳动力，劳动力创造总财富的能力有三个出路进行分配：
一个是用在当期进行消费；一个是存在海外（净出口及外汇储备）；一个是我们简称的“耐用品”（为了容易理解，我们借用这个名词，与通常的耐用品含义不同），可以在未来通过折旧摊销等方式逐步的进行消费（或转成消费品，如机器），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建设、机器设备厂房投入、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后三个可以综合为产业体系建设）等（这里采用三部门假设，暂不考虑政府采购）。
而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后，可以将更多的劳动力配置在提供当期消费品及服务的供给上，进入老年化以后则可以降低投资率，享受此前“耐用品”投资遗留的福利以及通过之前的储蓄来净进口，以弥补当期产出的不足。中国的投资需要警惕的是投资的质量问题，一方面体现在投资与未来需求的对接，例如不要到人口稀少或没有经济意义的地方大干快上的修建高速公路，修建的保障性住房功能要较好的满足未来百姓的居住需求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工程的质量，减少豆腐渣工程，以及缺乏规划性的今天建明天拆的低效投资（将这些投资交给市场去做，可能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人口红利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处于人口红利以及庞大的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巨大产出的过程，而且外加中国人口巨大的“绝对”基数，因此出现“绝对”巨额的顺差虽和人民币汇率改革迟缓有关，但也是中国国情（人口+改革）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人口巨大的基数决定了中国长期将巨额财富存在海外是不现实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看到亚洲四小龙的成绩，这些小经济体可以依附于大经济体持续的采用这种模式来发展经济（由于他们体量小，不容易造成全球性的失衡）。但是这个经验不能移植到中国身上，在我们经济的起步阶段这种政策曾经起到非常大的效果，产业结构和产出能力得以迅速提升，但是当我们的经济规模和产出规模都已经足够大的时候，继续长期使用这种模式来发展经济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崩溃。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中国人口占世界99%，我们在科技、产出等等还非常落后时，可以通过与剩余人口1%的外部发达富裕的经济体进行广大的贸易和国际分工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出水平，而一旦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继续通过贸易盈余的方式来储存财富，1%人口的经济体将来是很难兑现我们的储蓄的，而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也是足够庞大的，是美国的四倍，再大的经济体都经不起扭曲汇率体制下的这种贸易冲击。
我们当前的经济结构中一个很重要也很致命的弱点是我们的资源过多的积累在了外向型的部门领域，这是长期以来缺乏与时俱进的国家战略产生的后果。即便到了当前，其调整所产生的阵痛仍然阻碍着变革的进程。
拥有长远政治智慧的决策者在未来也同样会对过剩的出口部门进行“关停并转”，和此前不同的是采用的将是汇率、货币、财政、税收、环境标准等市场手段，而非对当时国企的行政手段。对于从出口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可以安排在投资部门、城市化配套部门、第三产业等，这会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保持较为高速的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不应该拒绝国际分工，但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经济绝对规模的扩张，我们要避免追求过多的贸易盈余，尤其是以牺牲环境和国民健康为代价的贸易盈余更不可取。
刘易斯拐点
中国是否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不同的经济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越过50%，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了。每年春节期间我都会进行一些农村基层的调查和统计工作，我们留意到当前农村地区在平时已经很少有青壮年的劳动力留在家中了，留守的大部分都是老、弱、妇、孺。即便有一些40多岁的劳动力留驻农村，其外出意愿也已经非常低了，一方面因为其子女已经成长成人，不再需要那么操劳，另一方面，这个年纪在外也很难成为产业工人、技术工人，最多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其个体产出效率和从事农业劳作相比并没有多大的提升。
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因此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已经接近尾声，以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劳动力转移）将逐渐消失。如果我们利用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提高个体的产出率的类推思路，要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未来进行产业升级是一条可选之路，将低产出的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向高产出的非农部门进行转移，并将低产出的部门进行升级、转移或者外包，同时将富裕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品的服务部门，这样我们就有相当长的时间来再一次迎接升级版的刘易斯拐点，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在人口结构较为稳定的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主要推动力将会是科技的进步引致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平均个体的产出提升，在产品非短缺的时代，要消化这种产能的提升要么缩短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来降低总产出，要么转移劳动力，将劳动力转移到服务行业，促使服务业变得更加的多样化和更加的发达，国民的整体福利得以提升，使科技真正为国民谋福利，否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或者失业问题，而这样的波动效应很容易扩散到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使经济表现出特定的周期性特征。
而科技的发展对生产效率综合的提升有其内在的规律（例如对于IT业的摩尔定律），科技对整个经济的推动且不说科技的推广本身的成本使得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有粘性，就科技自身的发展而言如果没有后发优势的话，其发展也是渐进性的。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一般都相对缓慢，我们很少看到发达国家的经济以每年超过5%的速度在增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逐步的回落到这个区间。
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一个低壁垒的巨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以及资本市场，这为内部通过充分的产业分工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及提升效率提供了可靠的支撑，为内部产品物流的顺畅(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提供了有效的保证，这将为中国未来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继续领先全球提供巨大的动力。
此外，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后发优势，中国经济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层次，这些都是保持中国比发达经济体获得更快经济增速的基础。尽管如此，中国未来10到15年的增长潜力也只能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以人民币本币可比价格计价），过多的超过这一个水平的增长就可能使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或让环境承担难以承受之重，使增长不可持续。所以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应该乐观，但不能盲目，需要在乐观中逐步解决结构性问题。（潘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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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