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飞：经济减速，市场能做的事应交给市场做

    在经济学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笑话，政府出钱让失业的人员去挖坑，这样就解决了失业问题，还创造了GDP。前不久也有人开这样的玩笑，如果这时有外星人入侵，地球人必须合作修建一个耗资巨大的地球工事，那么什么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都将是浮云。

    上面都是很具讽刺意味的笑话，归根到底，引溯到微观，无非是讥笑我们人类自身的自私。人类的社会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发展到当前的文明水平，我们暂不去评论这种人类所谓的“自利性”的好坏，但存在一定有其某种的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正是每个个体一定程度上的“自利性”所形成的社会博弈效果推动着这个社会不断向前。完全“他利”的社会并不存在，而且“他利”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社会。

    我们回到前面的讽刺笑话，两个例子中确实都解决了失业问题，但GDP的产出却是无效的，当然当人类如果确实面对危险而必须付出代价时，这种付出是有必要的，只是这种付出不会增加社会的幸福感，只会减少或避免社会的不安全感，如果从激励的角度讲这就类似于组织行为学及心理学中经常谈到的正强化与负强化的区别。人类无需通过挖无用的坑、也不需要在没有外星人入侵的情况下去修建想象出来的“工事”来摧残自己。

    到底是减少失业重要，还是让失业人员就业哪怕是退一步讲生产一些意义不太大的产品重要？就一个社会的组织而言，如果没有第三条路可选的时候，我们认为减少失业是更加重要的。

    假如失业人员在失业前是在供给过剩的部门就业，当市场反馈供给过剩时，过剩部门生产开始萎缩，于是出现供给过剩部门的失业现象。如果政府不加干预，一部分原先失业的人员会努力的从过剩部门向现有相对均衡的产业进行转移，其结果会有两个，一方面会增加现有相对均衡的行业的工资下调压力，另一个是增加现有均衡行业的产出。其接下来的结果是消费能力一定程度的下降，以及物价的平稳和回落，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失业现象是经济从失衡重新走向均衡的过程中保护物价平稳的一个缓冲器，但这会影响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及社会的总产出，并可能产生社会问题。

    假如政府此时进行干预，让失业人员重新再就业。这样的干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制造总体需求，消化原供给过剩的部门的产出，这样就抑制了该部门的失业；另一种是转变需求，转移失业劳动力到新的岗位。

    前一种的制造需求的方式也分几种情况：

    国家收储以备后用、通过税收等手段鼓励出口换成外汇账单（例如美元）、鼓励当期消费。国家收储行为不具备可持续性，而且当期的收储必将在未来体现为储备的释放和供给，而且国家收储往往不能给市场传递正确的市场信号，使得供给过剩的部门不能完成自我调节，在未来国家进行储备释放时会造成更大的失衡和资源浪费。国家收储的范围应该局限在易受自然条件影响的农业部门，而非人为或市场造成的失衡部门，因为自然条件不具备记忆性或可激励性，不会对干预信息及市场信息进行反馈（避免顺周期）。

    通过出口来消化产能过剩，然后将外汇用于进口交换，这里经常用到的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这本是极好的事。但由于尽管已经有WTO框架，现实的全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一定的壁垒，特别是如果过于强调贸易盈余的贸易政策最终往往会导致壁垒的增强，不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

    鼓励当期的消费又可分为两种情境，一种是结构性的鼓励，仅鼓励过剩部门产品的消费，这种鼓励方式有补贴、政府采购、增加投资（以消化产能为目的的增加投资，如水泥、钢铁的使用）等，这在某一阶段可以消化掉一部分的过剩产能并培养消费习惯，但负面作用是这种政策容易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鼓励当期的消费还有一种就是全面的鼓励消费，在中长期上只有改革当前的分配制度，大幅提高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才能促进消费的增长，这在短期内是比较难以做到的，一般只有货币政策造成较为强烈的通胀预期才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通胀是一把双刃剑，适当的通胀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过高的通胀往往会扰乱社会的生产乃至生活秩序，其后果往往是惨重的。

    还有一种解决失业的干预是转变需求，转移失业劳动力到新的产业。这里也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创造新的需求，短期内这是比较难的，首先人类每一项新的需求（例如电视、手机等的诞生）往往都有培育的过程，其次也需要很强的创新或者科技来支撑，而且劳动力要在各个部门中进行重新的分配往往会受到流动粘性的影响。因此，这种干预短期内无法解决失业问题，但有战略眼光的国家都必须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个上面。

    第二种是将失业人口转移或层次推移至能弥补当前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部门，例如医疗、教育等供给短缺的部门，但这在现实是行不通的，由于专业的对口性，这种转移或者重新的分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而且劳动力在这些服务部门的分布还会受制于第一、第二产业的效率，只有满足一定效率的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才会支撑物价的稳定和第三产业的繁荣，可以说第三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第一及第二产业的效率的基础之上的（就一个大型经济体或全球而言，小型经济体可以实行国际分工除外），而且由于第三产业往往是非贸易品，要保持长期的国际收支平衡，拥有坚实的第一第二产业是基础，否则就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后果。

    第三种是将失业人口的劳动能力储存起来，固化在未来能产生供给能力的设施上，这就是增加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那些在未来能带来效率的提升的投资应尤为优先。

    无论是哪种干预方式，也无论这种干预方式是通过财政方式还是通过货币的方式，都会增加社会的总需求，并增强通胀压力，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财政的方式可以更好的针对结构问题，引起的通胀预期会较货币手段略弱些。

    放任大规模失业，让市场来恢复均衡，好处是未失业的群体短期可以享受较为稳定的物价环境，代价则可能是因为经济长期的低迷，失业扩散，社会总产出的下降使得物价反而上升，其它的代价还有失业人群的生活困难，甚至产生社会问题，而且有统计资料显示劳动力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越久，其未来的劳动能力会出现越为明显的下降，不利于所有劳动群体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分工。

    因此我们更主张让更多的劳动力充分的“动起来”，这将牺牲一定程度的物价稳定，如果是干预性的“动起来”，还会增加一定的失衡风险，但比起大规模失业来说这个社会综合代价会更小。

    而且在当前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人将中国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整体而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薄弱，人均的拥有量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在不久的未来很快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进入老龄化之前多储存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有好处的，这个原理就像是一个家庭一样，在家庭成员多壮年时多修一些房子和多添置一些家当（相当于投资）、多储蓄些钱（相当于出口顺差储备，但钱会贬值、相当于美元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在年老时方可可以安享晚年。

    我们提到在中国当下的国情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好处，但政府应努力避免在干预的过程中形成更多的不均衡和环境破坏，例如贫富差距。降低贫富差距一方面依靠法律，打击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等等非法所得行为；另一方面在合法所得上应注重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降低投资回报及政府税费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升按劳分配在初次中的分配比例。因此在干预的过程中政府在增加需求方面应该在结构上把握好，注重基础研究的投入、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公共服务品的供给。与此同时也应量力而行，把市场能做的事应该交给市场去做，避免大包大揽，形成财政失衡。（潘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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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