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南京市环保局紧急召开媒体通气会，表示在正常天气中，空气中PM2.5占PM10的50-60%，秸秆焚烧时占比达到90%以上，其中黑碳成分是平时的4倍以上。6月9日20时草场门测点黑碳最大浓度超出正常浓度值近4倍。（6月12日《新华日报》）
七月将至，正值南方即将入梅的时节，静风、高湿、低压本已形成了质量不高的空气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因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就显得格外严重，甚至对市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根据媒体消息，6月9日晚，受沿线焚烧秸秆产生烟雾影响，宁洛高速公路安徽省蒙城段发生多起多点车辆追尾事故，共造成司乘人员11人死亡，59人受伤。
有人气愤地表示，这些烧秸秆的人应对这些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相关农民是制造“空气杀手”的罪魁祸首，很多网友支持这种看法，舆论的矛头瞬间指向了当地农民。
笔者认为，将“空气杀手”归罪于农民的想法不够科学，农民不应承担所有的责任。
回想十几年前的秸秆焚烧，规模并没有像近几年这么严重。原因在于多年前，农村生活条件不高，缺乏燃料，遗留的秸秆通常会被用来烧炉灶、盖草房、喂猪等。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不再需要秸秆来维持日常生活。
既然农民不再需要秸秆，就会想办法处理掉。媒体经常提出的解决途径是“秸秆还田”，一种方式是将秸秆弄碎，埋入田中，待其发酵后成为肥料，另一种方式是由相关单位回收，制造出可循环利用的能源后，再返还农村使用。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农民情愿焚烧，也不会选择这些方法，“秸秆还田”成为了看上去很美的纸上空谈。
要想在南方实现秸秆入田作肥，还面临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入田作肥的第一步就是将秸秆收割弄碎，目前中国收割机市场上多为大型机械，比较适用于北方开阔的土地；而南方水系发达，田地中沟渠繁多，一旦大型机械进入田地，沟渠尽被破坏，别提收割秸秆了，能不能继续播种都是问题。
有人提出既然机器无法作业，为何人工不能操作？近年来，农村“空心化”愈加明显，大批青壮年离开生长的土地，奔赴大城市打拼，不再满足于当一名耕种作息的农民，留下的老人、妇女被迫成为了耕种田地的主要劳力。而收割秸秆后，面临10天之内必须放水、播种水稻的压力，因为水稻的播种延误，会直接影响秋水稻的收获，一旦冬天来临，秋水稻还没收获，就会给农民带来巨额经济损失。
退一步说，就算真的把秸秆人工弄碎埋入土地，花费的高额人力成本尚且不谈，问题是当地农民根本没有时间去等秸秆慢慢发酵，形成肥料，一旦放水播种水稻，土里的碎秸秆会被冲出，厚厚地漂浮在水稻秧苗上方，令秧苗窒息，不能生长。
之前提到的另一个方法是由相关单位回收，将秸秆制作成可循环利用的再生能源，这个办法目前在南方实施起来也很有难度。上文提及的农村“空心化”是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回收成本高也是农民选择焚烧的原因。因留守的劳动力——老人、妇女等精力有限，不可能自己将秸秆打包送到回收地点，如果想送，就得雇佣短工帮忙，卖秸秆的钱远不能填补油价、人力成本等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有一点，秸秆焚烧过后形成的烟灰富含钾元素，是很理想的钾肥。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很少有农民会不烧秸秆。
因而，将责任全部推到当地农民身上的观点是不够科学的，要想避免出现因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应该另辟途径，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之前有媒体报道，2008年，南京江宁投资近200万建起的秸秆气化站，刚刚开业不到2个月就关门了，从来没有烧过秸秆。投资百万的高科技设备成了摆设，原因就在于缺少政府支持，高额的运作成本，低额的经济回报，导致其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正常的运营。而且与南方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秸秆处理回收企业数量很少，规模也小，根本经不起市场竞争的风浪，很容易陷入经营窘境。
因此，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增加财政补贴，研发新的循环利用技术，鼓励相关企业发展，让被烧的秸秆成为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的“香饽饽”。除了现有的秸秆回收用作沼气返还农村使用，还可以尝试在秸秆饲料、秸秆固化等方面展开研发。而最重要的是，尽快研发出适用南方田地的精巧小型收割机械，为秸秆回收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再推广上文提及的“秸秆还田”也不迟。（南室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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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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