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中，银行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谓功不可没。然而，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周期，银行业的光芒逐渐暗淡下来，激进的信贷投放和风险承担使得银行面临更多经营难题，银行业信贷经营需要重新推动风险与增长的再平衡。
银行风险进入释放周期
银行业的强周期性，决定了它与宏观经济走势关系密切。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疲弱，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和内部管理漏洞更容易显现出来。而近期上市银行迎来“破净”潮，浦发、华夏、交行、深发展4只股票的价格均相继跌破净资产；城商行股权也纷纷遭到投资者挂牌出售。这都体现了市场投资者对于银行业未来经营景气度下降的担忧。
一方面，不良贷款率有进一步上升趋势。2011年四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开始反弹，当季不良贷款余额上升至4279亿元，不良贷款率反弹至1％。今年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进一步上升至4382亿元，不良贷款率略有回落至0.9％。与大型银行相比，城商行由于其区域性经营、中小企业客户占比大、风险管理薄弱等特点，所承受的不良贷款反弹压力更大。总体看，今年银行不良贷款率有可能反弹至1.1％左右，反弹幅度不会太大。
另一方面，内部管理问题漏洞暴露出来。近期，多名银行高管纷纷落马，涉及农行、温州银行、邮储银行、烟台银行，这是近年比较少见的，令人感到震惊。分析高管落马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与信贷、内部管理不善有关。这说明在天量信贷投放时期，大有浑水摸鱼猎取个人利益者。大潮退出，偷食者就要付出代价。
近期监管部门也加强了银行经营风险预警，及时发布了外贸、融资担保等方面的风险预警和提示，加强了对信贷五级分类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管力度。银行业可能与中国经济一样进入一个风险暴露、增长放缓的周期，迎来非常困难的一年。
增长动力依然存在
增长、发展是解决风险问题的对策之一。今年，银行加快信贷增长的动力依然较为强烈。
一方面，规模是银行收益贡献的关键推动力。前期关于中国银行业高利润问题的讨论，就银行净收益增长的因素拆分，笔者发现规模是银行近年净利润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为银行贡献10％—20％左右的增速。今年利率市场化改革起步后，银行净息差将受到挤压，这更突显了信贷规模的重要性，银行信贷经营策略也将由以价补量转向以量补价。
另一方面，稳增长政策需要银行信贷投放的配合。我国银行业扮演的另一方关键角色就是信贷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在经济放缓的条件下，央行希望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促进银行配合财政政策，为公共项目、企业发放投资资金。银行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占有60％左右的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金环境。但是，今年稳增长政策无法复制4万亿刺激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银行放贷能力受限，无法支撑众多项目的资金需求，银行惜贷情绪也略有上升。
银行信贷经营需要风险与增长的再平衡
银行对风险感到畏惧，就会大幅提高信贷定价，补偿所承担的信用风险，这是银行惜贷的重要特征之一。今年一季度，银行新增信贷中执行基准上浮利率的占70.43％，达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银行惜贷情绪有所显现。同时，银行加强低风险的票据融资配置，抢占信贷额度规模，也并没有放弃对于信贷规模增长的追求。风险与增长成为困扰银行业经营策略的关键因素。
笔者认为，过于激进的信贷经营策略不具有可持续性，过于追求规模而忽视风险的信贷经营将会面临风险的冲击，银行应转向积极而稳健的信贷经营思路，坚持风险与增长并重，承担能够管理好的风险。短期看，在当前国内外经营环境不佳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加强风险管控，增强风险识别、计量以及监控能力，保证信贷业务平稳发展，避免信贷风险集中爆发对于银行经营的冲击，在此之后优先支持涉农、中小企业、重大项目、新兴战略产业等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从中长期看，银行还需要借助监管新规的实施，重塑内部风险管理构架、政策、流程和工具，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强化信贷定价能力，有效进行资本配置，提高信贷经营的精细化水平；同时需要加快转型步伐，摆脱对于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
当然，银行风险与增长的再平衡也需要政策的配合，比如发展社会多种融资渠道，避免社会融资对于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将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中；还要加快信贷资产交易市场建设，适度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袁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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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