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是什么让保障房只能存活在数字之上

    新闻背景：

    2011年，开建保障房的任务被层层分解，武汉分到11.8万套的任务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但据媒体调查，武汉存在以旧充新，用宿舍楼充当新建保障房的现象。不只武汉，珠海、东莞等都有将宿舍楼“贴牌”为保障房的情况。有地方官员表示，国家强调“新增”未说不可“筹集”。

    保障房也能贴牌么

    住房问题事关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大家对于这开工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赋予了太多的期望。可让民众郁闷的是，在实际操作中保障房的建设可谓是“命运多舛”，某些地方政府没有把精力用到好好完成任务上，相反却用到了阳奉阴违上，或是只挖坑不开工，或是像这样“新瓶装旧酒”。

    “山寨保障房”背后的数字之谜

    数字作假还是“小”问题，质量作假就是对事故隐患的放任与放大。去年年底，武汉市硚口区面积最大的经济适用房项目“紫润明园”爆出多处地基下陷、墙面开裂、楼房漏水等问题。这样一个“问题项目”，不仅顺利通过质检、消防、特种设备检测、环保、规划等多个部门的层层验收，获得武汉市建筑工程黄鹤奖银奖、武汉市结构优质工程奖，还头顶“保障房项目建设样板工地”的光环——保障房质量安全如斯，数字掺水何足为奇？

    保障房切忌“数字游戏”

    保障房，顾名思义，其初衷本是用于提供住房保障，所针对的对象也只是中低收入群体，目标仅是满足最基本的居住之需。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房的供给固然需要保证起码的建筑质量和供应数量，但保障房最需关注的其实仍是保障属性，即保障房的选址、配套、户型是否真正符合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之需，至于保障房本身是否新建，倒并不关键，也绝非必须。

    “滥寓充数”扭曲政策善意

    以旧楼冒充保障房再度彰显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陋习。将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已成为一种“潜规则”。一般而言，其有六种表现：“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骗性”执行、“对抗性”执行。从而导致两年多来，针对楼市调控政策，全国各地阳奉阴违、试探调控底线的举措层出不穷。

    “贴牌”保障房，伤害政府公信力

    各地对保障房不上心，理由主要有三：一是楼市调控风声趋紧，它在有效抑制涨价势头的同时，也伤了“土地财政”的心，保障房任务重、资金紧，矛盾突出，作假似乎也是“情势所迫”；二是目标责任制约束偏软，早在2010年7月，住建部就表示“将对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开工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督促检查，检查结果不好的，要通报批评”，但及至去年3月，580万套保障房未完成的情况仅仅向社会做了一下通报，之后便不了了之；三是糟蹋蹋的保障房质量似乎无人关心。

    “冒牌保障房”困境背后是坚挺的“博弈观”

    一方面，保障房建设尽管有政绩但却无利可图。同样的地块，卖给开发商建商品房和用来建保障房，其利益相差之大可谓“天上地下”；另一方面，开发商对保障房建设也不感兴趣。通常保障房的利润率只有2%。而一般性住宅开发项目的利润率都在30%左右。在如此大的利润差距之下，保障房建设遭受冷遇也就不难理解了。

    谁来为“筹集”保障房画上休止符

    武汉市的保障房建设承诺出现“打折”，从“新建”变成“筹集”，表面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懒政，更深层面则是地方政府对建设保障房依然存在天然的疏离感。因为，保障房建设带给政府的实际效应绝不如支持其他经济活动获得的多。但为了保证上级任务，完成自己对媒体和公众的承诺，只能在别的地方“筹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对民生投入的缩水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对政府公信力过度消费。

    中国经济网编后语：

    讽刺的是，一边是保障房数字造假，该建的不建；另一边则是商品房促销竟被摆上了政策的层面。扬州市刚刚出台文件对个人购买商品房的行为给予奖励。

    保障房的数量关切到地方政府的政绩，而相对于卖地建商品房，建保障房的后果损害的却是地方政府实实在在的利益。于是，这种只出数字不用盖房子的“贴牌保障房”顺应潮流应运而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对中央政府调控楼市政策进行试探的行为如果不被制止，“保障房建设”就永远只能存活在数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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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