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建1000万套保障房的任务被层层分解。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地方保障房建设进程缓慢，并存在以旧充新，以企事业单位宿舍楼充当保障房等情况。武汉、珠海、东莞等都有将宿舍楼“贴牌”为保障房的情况。渣打银行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国内真正新建保障房不足三成。有地方官员称国家强调了“新增”未说不可“筹集”。(5月9日《新京报》)
坦白讲，保障房的建设出现“打折”的情况，已非首次见于媒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保障房需求旺盛。但现实情况是，保障房建设面临质量欠佳、政府建设不积极、缺少建设资金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家确立了保障房建设任务，层层划分下去。然而，强制性的任务换来的不是保障房建设的风生水起，而是政府忙着从别的渠道“筹集”保障房。
武汉分到11.8万套的任务量，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将宿舍楼“贴牌”，滥竽充数。极具讽刺的是，去年11月14日，武汉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在报纸广告专版刊登文章，称“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101.98%圆满完成”；且于2月29日，武汉市长签订“军令状”，承诺保障房不会建成闹心房。此外，湖北省也在今年初宣布“107%完成国家任务”。原来看似最有力的承诺，如今成了最响亮的耳光，唏嘘之余我们需要追问：保障房建设怎会面临如此境遇？
其实，使出“筹集”保障房这一招来应对中央政府确立的建设目标，是地方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以之举。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直接导致地方政府更愿意在商品房开发商下功夫。与之相比，保障房建设需要土地、需要财政支持，付出没有回报，入不敷出的财政无疑成为阻碍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重大动机。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土地和财政用来支持保障房建设，直接后果是其他经济活动有可能受到挤压。须知，在现有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中，短期的经济数据才是基层官员所看重的。
武汉市的保障房建设承诺出现“打折”，从“新建”变成“筹集”，表面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懒政，更深层面则是地方政府对建设保障房依然存在天然的疏离感。因为，保障房建设带给政府的实际效应绝不如支持其他经济活动获得的多。但为了保证上级任务，完成自己对媒体和公众的承诺，只能在别的地方“筹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对民生投入的缩水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对政府公信力过度消费。
基于此，解决之道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需要完善保障房建设中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责任不到人，一些官员就可以以政府的名义乱发承诺，待到完不成任务却得不到任何实质惩罚。政府官员作为权力掌控者，有必要对自己的职责负责。二是改变政绩考核方式。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将保障房建设纳入政绩考核范畴，然而经济数据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依旧在政绩考核中起着决定作用。而对经济数据的国度崇拜，形成了一种被扭曲的财政支出方式，它们补贴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却在各项民生议题上兴趣泛泛。
解决保障房建设疲软的问题，需要的不仅是布置任务，更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来为其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白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