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地方保障房建设进程缓慢，并存在以旧充新，以企事业单位宿舍楼充当保障房等情况。武汉、珠海、东莞等地都有将宿舍楼“贴牌”为保障房的情况。渣打银行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国内真正新建保障房不足三成。(5月9日《新京报》)
如果真是将旧楼，通过产权转移登记变身为保障房，提供给低收入群体，倒也是一个无奈的次优选择，倘若只是玩数字游戏，欺上瞒下，应付保障房建设，让公众吃“空壳饼”，那可真是罪莫大焉。中央政府之所以下大决心抓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的是为了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民生，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滥寓充数”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善意，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以旧楼冒充保障房再度彰显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陋习。将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已成为一种“潜规则”。一般而言，其有六种表现：“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骗性”执行、“对抗性”执行。从而导致两年多来，针对楼市调控政策，全国各地阳奉阴违、试探调控底线的举措层出不穷。
“变通文化”在官场盛行，不仅是对上级政令的对抗，让政策无从落实，更是一种严重伤害政府诚信、公信力的行为，也是官民矛盾的渊薮。这恐怕比具体的政策落不到实处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滥寓充数”行为，板子只打弄虚作假者的屁股也不公允。保障房的任务层层分解，一些城市的任务非常重，此外，房屋质量、分配公平等难题也都有待破解。有时，政策本身的瑕疵也是容易遭到肢解的原因，值得反思。
（责任编辑：白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