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提议取消‘五一’长假始作俑者”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日前现身广州中山大学，在其关于“分配制度变革与分配理论创新”的演讲中炮轰当前分配不公，并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4000～5000元。(6月21日《羊城晚报》)
与此前因提议取消‘五一’长假被舆论炮轰截然不同的是，蔡继明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在网上好评如潮。尽管提高个税起征点的相关消息屡见报端，还有消息说，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个人所得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目标是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关部门对此一直秉持超然、淡定心态，多次否定了个税改革的说法。提高个税起征点“呼之不出”，一系列税收堵漏增收政策“雷厉风行”。有关部门颇有选择性作为的意味。现在，蔡继明教授从分配公平的角度，旧话重提，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值得关注。但愿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再“呼之不出”。
如果说给企业减税能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职工提高劳动所得提供动力的话，提高个税起征点更是让工薪阶层直接受益。据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介绍，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虽然国家税务总局驳斥说，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属较低水平。但是民众对当前税负水平普遍不满意。特别是年底双薪合并计税与饭补、车补等福利待遇计征个税，实际上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
从经济运行数据看，当前通胀压力显现，水、电、气、食品涨价，房价居高不下，更是直接掣肘民众生活质量提高。就是被税务部门界定为高收入者的12万元年薪工薪族里，他们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每人赡养的人口与支出结构也不大一样，个税政策“一刀切”也不尽合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高个税起征点还富于民，值得考虑。
在个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个税起征点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指数化、动态化调整。比如，在德国，个税起征点每年微调一次，以保障公众收入不受影响。比如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全民退税。在新加坡，国民能够直接从政府获得资金。再比如，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国香港地区多次大面积退税，澳门地区两次全民分红，还富于民。
虽说提高个税起征点会造成国家税收减少的情况。但是，个税税源减少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比如，加强高收入者个税征收监管，防止偷税漏税、促进堵漏增收，就应该认真落实。税务部门除了监管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以外，更要创新税收监管机制，监管高薪群体，特别是隐性收入、灰色收入群体。倒逼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避免个税政策“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而且，个税政策调整，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外，还须从公平的视角对个税政策做出科学的制度安排，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的二次分配。但是现行个税征收办法还存在着这样的弊端：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纳税金额一样。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不考虑家庭支出情况，一刀切计征个税，有失公平。
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也符合国际惯例。为了保证税收负担公平、合理，不少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申报的问题上实行的是“夫妻联合申报”或“家庭申报”。中国人普遍有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细胞，家庭是消费的主要单位，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将直接决定家庭成员生活水准。因此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体现了公平理念。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认定二套住房，为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提供了启示。从二套住房的认定标准来看，在当前社会征信系统框架内，以家庭收入征收个税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管是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是综合税制改革，都势在必行，不能久拖不决。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