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南阳和襄阳为争诸葛亮早年隐居求志的躬耕之地而打的笔墨官司。当时对襄阳颇不以为然：诸葛亮自己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清清楚楚的，你襄阳瞎掺和什么呀！后来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才知道诸葛亮原来是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便庆幸沂南没有加入这场纷争，要不然，南阳、襄阳、沂南还不搞出一个新版的《三国演义》来？
诸葛亮到底在哪里躬耕，至今仍无定论，而其手下大将赵云的故里之争，却又在河北正定县与临城县之间打得沸沸扬扬。没曾想，赵云故里之争的硝烟未散，山东聊城市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市两省三地又燃起了“西门庆故里”之争的口水仗，煞是热闹。
西门庆何许人也？读过《水浒传》和《金瓶梅》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一个典型的“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欺行霸市，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自《水浒传》、《金瓶梅》诞生之日，他就和潘金莲一起被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可是到了今天，一直被世人鄙夷和唾弃的西门庆，竟咸鱼大翻身，成了三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红得发紫、紫得发烫起来。
先看阳谷：“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占地25亩，“武大郞炊饼铺”、“王婆茶坊”和“狮子楼”等一应俱全，西门庆和潘金莲幽会的蜡像塑造得惟妙惟肖，“潘金莲”任形象大使。再看临清：请北大教授出招，除在运河岸边修建《金瓶梅》文化城外，还别出心裁，设计有“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郎捉奸”等节目，邀请游客参与表演并拍摄成光碟，交纳一定的钱，还可出演西门庆。黄山徽州区亦不甘落后，称西门庆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人，是徽商的代表，并投资开发“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公园等项目……
一个比一个言之凿凿，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西门大官人肯定没想到，一夜之间他就来了一次华丽转身，由“臭狗屎”变成了“香饽饽”，“哥”的风流韵事，成了眼球经济的卖点。
是什么让我们一些地方政府患上了“名人饥渴症”，使“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处显灵”，乃至于连西门庆这样的臭名昭著之徒都要不惜血本攀上关系？任凭你怎样巧舌如簧往文化上靠，恐怕还是金钱惹的祸吧。
名人故里的确是发展旅游业的一种特殊资源。借历史名人提升本地知名度，以名人效应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似也无可厚非。但名人终究不能批量生产，翻箱倒柜找不着就生拉硬造一个出来，甚至为此打得不可开交，大把烧钱，不能不说是某些官员政绩焦虑的表现。这种乱象，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庸俗化，更是对历史名人的亵渎。
诸葛亮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公体国精神成为一代名相，为后人所敬仰；赵子龙以其“忠勇仁义”、叱咤疆场的英雄形象成为一代名将，至今让人敬佩。作为“故里”人，不管是真是假，总脸上有光，也算不枉一争。但将文学作品中子虚乌有的淫贼恶棍西门庆也作为招财进宝的活菩萨敬起来，则是恶俗到了极点。只要有名能出，就不管善恶美丑；只要有钱可赚，就不问是非荣辱——这哪是什么文化，不过是一堆垃圾，一种文化自残！是人文精神的失守和物欲的张狂！倘若这种突破社会道德伦理底线“文化”能够立足，会不会有一天，某些地方再来几场赵高、秦桧、严嵩、魏忠贤、吴三桂、汪精卫之流的奸臣汉奸的故里之争呢？到那时，我们的子孙后代该如何解读历史，又会如何看待我们？
清朝咸丰年间，湖北宜昌人顾嘉蘅到南阳任知府，面对湖北与河南那桩纠缠不清的“公案”，实在是左右为难，便撰写了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上联是说，无论是先主刘备，还是后主刘禅，诸葛亮都是忠心辅佐；下联是说，诸葛亮天下闻名，就不必去争他的躬耕地究竟是襄阳还是南阳了。1959年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到卧龙岗参观，当他看到顾嘉蘅的对联后，沉思片刻，口赋一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亲书此联与党内外人士共勉。后来南阳市便将胡耀邦手书的这副对联与顾嘉蘅的对联并排悬挂在武侯祠的正殿两旁。
两副妙联，相映成趣。今天，还在为了政绩炒名人、争故里的官员学者，不妨对照“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要求，好好想一想怎样通过提升文化品位来为人民办几件实事，而让那些文化糟粕不再沉渣泛起。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