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今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将出资1亿元，向社会组织购买300项公益服务项目，每个项目将获得3万至30万元不等的资金支持。目前北京已有1846个社会组织申报了2706个社会公益服务项目，包括扶贫救助、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科普、法律援助等十大类。
这样的举措，预示着地方政府从认识上走出了“大包大揽”，体现了公共服务理念的进步。但刚刚起步的政府购买民生服务，向谁买？买什么？怎么买？如何体现买卖双方的权责对等？这些财政资金怎样才能更令人满意地用之于民？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做。而其中最紧要的两大问题，更应在购买民生服务之前解决好。
一是从具体项目上厘清公共服务的层次——哪些应由政府提供而不能购买解决；哪些是公益性、不赢利的公共服务，政府只能购买其服务成本；哪些是经营性的，政府需要以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作为购买的依据。例如，法规明确“交通管理部门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应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人”，但交管部门的这项服务，在有些城市却成了委托快递公司进行的商业化有偿服务。类似的公共服务，到底应该如何分类？谁说了算？
二是以财政资金购买民生服务，需要操作性极强的考核机制。例如一些接受政府委托的培训机构近年就往往以假培训、假考试、假就业等手段套取政府补贴。可见，在服务质量的确认上需要引入被服务对象以及社会评价，实行多角度评审。
在公共服务性质的界定上，特别需要社会各界的仔细斟酌。否则，政府仓促买入的民生服务，很可能被做成一锅各方都不满意的“夹生饭”。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