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中国将成为紧随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全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35470亿元，同比增速达到30.8%，照此势头，上半年财政收入有望超过4.3万亿。国税总局官员表示，即使下半年势头降低，但也应可保持10%的增速，这样到年底时，中国财政收入有望达到8万亿之巨。
在全球财政收入经济体获得新排名，对于中国来说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中国经济相较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更为活跃的必然结果。经济活跃意味着企业活跃，有利于企业营业税、所得税等税种收入增加。以第一季度做横向比较，美国按年率计算增长2.7%，日本1.2%，欧洲经济情况最为乐观的德、法两国分别仅有0.2%和0.1%，与中国发展势头相近的金砖四国中，巴西同比增长9%，印度为8.6%，俄罗斯为2.9%，而中国同比增长达到了惊人的11.9%，生产总值高达8.05万亿元。企业所缴税负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增加表明，受产业分工、资本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危机中所受冲击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企业。这为政府财政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提供了保障。
财政收入数据中，当然也透露着一些“隐秘”的信息。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超过30%的增速，尽管是拜经济复苏的活跃度所赐，却与经济增长速度不相匹配。这个矛盾之处指向了两点可能：第一，有相当多的财政收入不是来自征税体系，而是来自税外收入。抛开审计所查出的瞒报收入外，应该主要是费金和罚没款。相对于税收体系，费金和罚没款更易脱离监管和法律约束，更容易出自拍脑门决策的短视行政行为。果真如此，那么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就不是可持续的，甚至是不健康的，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费金大幅增收，不会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鉴于中央政府4月中旬出台的调控措施有一定时限的滞后期，因此，税外收入在下半年或难再有前五个月这样的大幅度增长。第二，税收水平超过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幅度。在外部各主要经济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延长中国经济成长周期的必然选择。若税收过重，则不利于经济的转型要求。比如，从民生角度看，现有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利于刺激多数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欲望，此外，附加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税费虽然历经减免，但许多中小企业仍处境艰难。这些情况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不能成为回避税收征管体系改革的理由。
在财政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提高财政收入的“含金量”是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除此之外，当政府手中越来越有钱的时候，怎么花钱也是一门需要深研的课程。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1.9%，达到了8.5万亿元，按照一般估计，二季度经济增长仍可达到10.7%左右，粗略地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这块大“蛋糕”能达到15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而财政收入有望超过4.3万亿，这意味着政府在“蛋糕”中所“切掉”的比例不到30%，按照一般惯例，这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比例，考虑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切掉”不到30%的“蛋糕”甚至分量偏轻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花钱就更加重要。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支出不平衡的水平正在不断抬高。这体现在政府购买项目开支过大而政府转移支付过小的对比上。一方面，出于应对金融危机、保证经济增长的考量，政府对公共项目工程的投资越来越庞大，特别是对“铁公基”项目的政府投资情有独钟，个别省份的计划投入甚至达到惊人的12万亿。尽管在内需不足和外部环境不稳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占GDP贡献率过大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存在巨大的决策浪费，而且一旦形成各级政府的决策惯性，会埋下巨大隐患。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中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供养庞大而低效率的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这是政府财政收入使用效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真正可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使用效率的是转移支付部分，即政府在社会保障、贫困救济和需要保护的产业补贴方面的支出。当前政府倡导的经济方式转变方向正确，而关键在于消费内需的扩大。实际上，居民消费意愿的降低，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绝对收入的减少，而源于相对收入的减少，或者说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下降。只有将更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到社保体系建设和弱势地区及群体中去，经济方式转变才有望成功，经济增长才可获得内部保障。这种投入是长期的，但却最有效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为财政收入使用率最高和最有远见的经济体，比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重要得多。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要求。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