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赵作海案出现了“广西版”。广西一名青年农民王子发，是一起杀人案中的受害人，但被两级法院判处死刑和死缓。就在失去人身自由4年后，“真凶”自首。尽管“真凶”一案在庭审过程，法院认定王子发案错了，但真凶自首三年后，王子发仍在蹲大牢。
赵作海案后，围绕司法体系所存在的痼疾，学界与舆论有过热烈的讨论，官方也有积极的回应。最高法、最高检等联合下文规定，刑讯逼供取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这似乎可以视为影响力案件有望推动司法进步的事态。然而，这种局面，在五年前，“佘祥林案”后比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是，佘祥林后，有了赵作海。假如要列一串因真凶落网或受害人现身“自动平反”的冤案案主，黄亚全、黄圣育、丁志权、杜培武、王树红、李化伟、腾兴善、佘祥林、聂树斌、 张虎、张峰、焦华、王浩、赵作海……，如今，添上王子发。
王子发的情况更甚，真凶已然自首，三年过去，他却仍在坐牢。
刑讯逼供取证一度被列为制造冤案的直接导火索，最新的关于证据的规定也指向这一点。然而，刑讯逼供只是习惯吗？若不是习惯又是为何？这两种情况的背后，都有令人难以深想的原因。
若说侦破能力有限，糊涂办成了错案，看来不是。赵作海案，昨天最新的消息说，30天就告破——这是一桩11年前的错案，取证的难度翻番。
再说破案GDP催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态。那也未必。在最新的王子发案中，真凶自首，证据明确，无损于GDP，但王子发就是苦等三年没有自由。
事实上，从完善司法的角度去讨论这些案件，可以完善法律条文，于事实却所助无多。如今，倘若公检法流水作业的机制不改变，司法人员严格依法的理念不确立，行政因素影响司法，甚至决定案件的因素不降低，司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不严惩，即便如河南商丘中院设立错案日，警戒作用也有限。
比如王子发案，无论怎么振振有词，受理以后审判的时间，上下限是一个月到两个半月之间，这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然而，拖了三年，仅这一点，就不符法律规定。
王子发的家人在一份申诉材料中说，“对于那些花天酒地的人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而对于一个身负冤案囚困牢狱的人来说，时间又是多么漫长。”这句话何其沉重——无论是执法观念还是司法机制，都在这句话中受到了沉重的控诉。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