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集团部门经理赵刚税后年薪80多万元，他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地级市企业上班，年薪4万多元，小学同学王培在老家务农，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人民日报5月24日）
诚如新闻报道所述，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和户籍、出身、所在企业等身份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推手，导致30年间我国基尼系数从0.28拉升到0.48，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还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从根源上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然而，正如历史上其他一切前进的改革一样，打破旧的收入分配格局势必触动少数人的利益，意味着社会诸群体利益关系的分化和重组，激烈的利益博弈、争夺势不可免，再加上阶层观念差别、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的牵连，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负载了过多价值期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7年“难产”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鉴于此前与普通民众利益攸关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保、房产、税制税率改革反复、迂回，难以彻底，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接下去的改革进程还会荆棘遍布，需要改革者和参与者的决心、勇气和战略性的胆识。
这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谁来扮演改革的推进者？因为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迫切需求，但需求本身不是改革的主体，最多只能说能够对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改革必须通过改革的推进者来有效执行才可能成功。
就目前现实来说，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者应是拥有政治资源的政府官员们、垄断性国有企业高管和拥有经济资源的民营企业家们，而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不能决定政府官员的升迁和政策的选择，在经济上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充足和劳工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议价能力较弱，只能作为改革的接受者。
改革的推进者要通过改革，解决核心问题即公平问题，妥善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关系，扩大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这就意味着改革的推进者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放弃自身的部分利益。自然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改革的推进者自我革命？
靠道德自律吗？这是靠不住的，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期望改革推进者自我革命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是不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既得利益者面对改革时恰恰是于我不利的选择性执行，于我有利的是创造条件加码执行，改革由此受到消解乃至偏离方向。
所以，在没有人能够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尽管有百姓的望眼欲穿的渴望，权威媒体不遗余力的呼吁，有识之士深谋远虑的呐喊，都没有理由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抱过多期待。既如此，难道我们只有悲观等待吗？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