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频繁曝光离奇命案，举世瞩目。根据网友不完全统计，媒体公开披露的类似案件已有二十余桩，且桩桩皆可生动地予以命名，不妨罗列如下：云南“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江西“摔跤死”，“做梦死”；内蒙古：“递纸死”，“妊娠死”......最近又爆出一种新死法，被名之为“抠粉刺死”：2009年11月，在押嫌疑人于维平死在威海市乳山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胸部有小洞，当时被警方告知是抠掉的粉刺。尸检结果显示，死者遭遇“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心包腔积血致心脏压塞死亡”。这些离奇命案频发，令人忧心忡忡，甚或感到恐怖。
一些地方的公权力机关在应对这些离奇命案时，大多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置方式，显得颇为“明智”，但社会真相被遮蔽，社会正义遭受重创。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未必是利益直接相关者，既可能在关注度上产生“审美疲劳”，也不排除会患上“良知麻痹症”。
镌刻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碑文里的马丁·尼莫拉牧师的短诗，可谓闻名遐迩——“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段话，我们时常引用，以警示国人不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噤若寒蝉，明哲保身。
当然，敢于为公平正义直言，也可能付出非常代价。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句公道话，即遭到多疑的汉武帝和一群阿谀无道的宠幸的围攻，结果被以“诬上”和“沮贰师”的恶名处以死刑，后经司马迁自己的申请改为宫刑。司马迁《报任安书》曰：“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种屈辱的日子多么难挨也得忍着，就是为了将《史记》写完，这点“私心”一了，死而无憾矣。纵观古今，世道波谲云诡之处颇多，要有尊严地活着，要有尊严地说出真话，着实不易。
在离奇死亡事件中，别有用心的公权力操纵者无疑是可恶的，而在死者家属那里，除了存在诸如“家属可能被糊弄，可能因山高路远而息事宁人，某种情况下还可能被善后条件打动”（参见刘洪波《“交代”不等于真相与正义》，4月19日《南方都市报》）等问题，也可能存在其他更加复杂或隐秘的情况，毕竟民众在公权力面前是弱势的。无论如何，死得不明不白，无疑可视为“冤死”。在国人的传统伦理关系中，人是有亲疏远近的。如果死者家属为利所惑而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无视真相、得过且过，那么，是否可以说，在这样的死亡事件中，公权力操纵者与死者的家属已共谋为恶了呢？这对人伦道德的杀伤力太可怕了。
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这强调了民主制度与人性状况的密切关联。为了公平正义，为了社会进步，我们必须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和超越。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