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先生所生活和创作的年代与我们现在的年代有非常大的不同，富有人文主义情怀的刘易斯先生在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中假设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命题时，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当今这么复杂。
在早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进行转移的时候，作为劳动力的个体都有非常高的积极性，因为在微观上，劳动力个体通过这种转移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并同时获得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至少在工厂的室内）。当然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通过“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变成产出效率更高的产业工人，在历史上也成为促进劳动力跨部门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在原有的农业经济中，农村农闲时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处于半失业状态，所以这种跨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与其说是转移，不如说是再就业，正是这种“再就业”（或充分就业）推动了经济的产出效率，并推动了产业的升级。
我们以现在的希腊、西班牙等经济体做个假设，希腊、西班牙现在青年人的失业率都在50%附近，那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未来会因为“假设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而使得经济增长的前景会很好呢？如果假设能成立，那是没问题的。
但问题出在了假设上，失业人员不那么容易再就业，城市中的失业者不再愿意从事那些外来人口或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工人从事的工作（或不愿意以新兴经济体产业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出卖劳动力，当然这和扭曲的国际汇率体系有关），特别是在欧洲“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下。这或许也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即便是从小没有走出过农村的孩子长大后都不愿意从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这就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或充分就业。
社会的发展为何会出现这种无法充分就业的状况呢？希腊、西班牙有他们的原因（汇率、产业体系、社会保障、文化等），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原因。就中国而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因网络科技及信息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社会价值观的快速转变。
任劳任怨是我们鼓励的美德，但以往“群体性”表现出“任劳任怨”，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贫富的不均、分配体制的弊端、暴富的神话都会成为劳动力在二元经济中继续进行转移的重大障碍。我们不可能因噎废食，况且网络科技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因素，并非是问题产生的根源，问题的根源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公平的分配体制或许可以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
关于升级版的“刘易斯拐点”也或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学课题，也为新的理论及模型的诞生创造了空间。（潘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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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