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易斯拐点看“腾笼换鸟”

　　近日出差去日本，发现一个现象：原来“中国制造”产品在商场里占据主导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许多中低端产品上赫然印着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的标签。据说，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有这种现象。看来，在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中，一些产业离开我国转到更有优势的南亚、东南亚等地已不再是理论命题，而成为现实问题。这使人想到我国沿海一些地区“腾笼换鸟”的举措，想到经济学界近来热烈讨论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

　　“腾笼换鸟”是几年前我国一些沿海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战略提出的区域经济战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形势变化，这一战略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有人质疑“腾笼换鸟”脱离我国的优势，迟滞地区经济发展。近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腾笼换鸟”再度被一些地区提上议程。然而，有关议论并未停止。

　　对于“腾笼换鸟”的不同看法，实质上是对于是按照既有模式追求较高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让经济转入新的增长轨道而宁可牺牲一部分增长速度的不同看法，也就是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的不同看法。一般地讲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关键是怎么兼顾、怎么把握好时机。经济学界最近兴起的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讨论，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有助于厘清对于“腾笼换鸟”的不同看法。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命题，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该理论认为，在二元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将走向枯竭，出现一个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刘易斯拐点。当然，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短缺，而是相对短缺，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这个工资成本明显上升的时点就是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存在，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得到过验证。不过，对于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说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尚有争议，因为我国还有约1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劳动力并不缺乏。如果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则仍然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发挥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发展相关产业，“腾笼换鸟”似可缓行；如果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腾笼换鸟”则势在必行。

　　这里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绝对短缺，而是表现为工资大幅度上涨。虽然我国仍有约1亿农村富余劳动力，但随着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如果非农产业不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农民就不愿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而一旦工资大幅度上涨，显然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近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民工荒”和“涨薪潮”等现象看，应该说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到来。与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普通打工者的工资水平已经不再具有优势，甚至高于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制造”产品被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产品替代的原因。

　　在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不再具有劳动力、资源、环境等比较优势的背景下，实施“腾笼换鸟”，把传统制造业从成本不断提高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对成本不太敏感的先进产业引进过来，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一种必然选择。这虽然在短期内有可能使某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税收等受到影响，但对长远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如果现在不主动转型，未来被动改变将会带来更大的震荡。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刘易斯拐点发生作用的过程同“亚洲四小龙”不尽相同，拐点到来会有地区差异，并非整齐划一。因此，实施“腾笼换鸟”应当因地制宜、适时而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国内进行。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