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飞：车牌摇号中的经济学问题

    最近有传言，北京的车牌摇号可能要像上海学习，车牌采用拍卖的方式进行发放。车牌摇号的经济学内容，其实是针对某项社会资源的供给出现短缺时如何对该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

    资源在某个时间点相对于需求出现供给短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所有涉及排队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资源在某个时间点的短缺问题。若是能敞开了无限量地供给，那就不存在排队问题，但这在经济学上也是不经济的、不现实的，会造成非高峰时段的大量资源闲置及浪费。排队问题是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当然，经济学在解决某时间点的供给不足问题时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从数学或逻辑学的角度去入手，因为很多时候规则的制定还会涉及社会学的问题，其中尤其包含了价值取向等社会道德问题。

    假设当前短期供给能力已经达到边界，且目前时点已经处于供给短缺时，一般来说，对于谁能获得供给，我们常见的规则有以下几个：排队、抽签、拍卖、设置统一的准入条件、配给制、民主决策、集中决策、谦让等，我们很难用一句话就简单断言上述各种规则中哪一种会更加公平、更加有效。因为这有赖于价值取向，在价值衡量上是更重视过程导向还是更重视结果导向，而且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到对公平和社会效率的定义，同时这个过程还可能涉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及取舍。

    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很多时候已经约定俗成地采用了一些默认的价值规则，我们相信这样的默认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例如平时我们购物买单、看病挂号、等候上车等时候一般都默认采用排队原则，即先到先得的原则，这种方式通常也能被排队者接受。该方法较依赖于公民的自觉性，无需统一组织，最多只需要一定的秩序维护员即可，因此管理成本较低，但也容易滋生“黄牛”现象以及雇人排队现象。仅从个体公平感受角度出发，解决这类现象的办法就是实名制。

    抽签即摇号，是当前北京车牌发放的方式。与排队相比，抽签需要统一制定规则、统一组织、统一发布摇号结果等程序，综合管理成本一般来说高于排队规则。同样是摇号，也可以制定不同的规则，例如简单的摇号及与排队相结合的摇号。与排队结合的摇号规则设计，可以对摇号未中签者在下次的摇号中增加其中签概率。例如一个人连续N期没有摇中，那么可以安排其在下次的中签概率为K×(N＋1)÷M，其中的K为计划从总样本中摇出的数（例如为某月发放的总的车牌数），M为根据所有人过往未中签次数的算出来的Ni＋1的总合（总样本量）。北京的车牌摇号目前选择的是最为简单的摇号规则，不考虑排队现象，这无疑也增加了长期摇号无果的群体，这类群体的抱怨一般也是最大的，任何规则的调整首先激发的可能就是这部分人的不满。做个假设，假如每期中签的概率为2％，那么每期同样的概率下连续两年中不了签的概率就为61.5％（(1－2％)²⁴）。可以用置信区间的办法计算出有多大的把握在总样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会两年都摇不上（当然管理部门可以利用其电脑直接进行查询）。而这个比例的群体（只是举例，当然不会简单地限制在恰恰两年摇不中的群体）就会是比较特殊的群体，除非管理部门多一些的经济学上的思考，多一些经济学上帕累托改进的思路，在改变规则时能照顾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否则这个群体往往也会成为规则改变或变革的阻力。

    拍卖，简单地说就是价高者得，这是市场经济最常用的手段，作为中国最发达经济城市的上海就采用了这个规则。对于普通商品的拍卖采用价高者得的规则，基本所有人都能接受；但对于生活必需品在出现短缺时也采用拍卖的方式，一般就不被认同。这时一般采取的是配给制，即降低所有人的供给标准，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最低需求。因为这里隐含了一个价值标准，就是生命权的平等性无法用金钱进行衡量。此时若是还认可拍卖制，就很容易引发囤积、倒把等显失公平的行为，以至于最后出现社会群体及阶层的明显分裂。对于公共品进行拍卖是否会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很重要的两点是：首先，看这个公共品对于需求者而言其需求的紧迫性，民众一般难以接受管理当局对公共基本品或必需品的拍卖行为；其次，还要看拍卖所得对于参与拍卖但未能在拍卖中取胜的人是否有回补机制，因为这个过程相当于拍卖未成功的人对拍卖成功的人的机会让渡，而且同时还让渡了排队等候、随机中签的权利，回补机制可以吸引需求不强者降低需求，不至于像部分城市一样长期地出现拍卖高价。这个过程中，主管部门不应懒政，更不应过度地从中获利。

    设置统一的准入条件往往也是疏导或遏阻部分需求的办法。严格意义上讲，国家对某些行业设置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也属这一类。我们平时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准入条件的设置有户籍制度，偶尔还会看到年龄、收入水平、职业、甚至性别等准入条件的设置。户籍作为准入条件的设置往往是非常不科学也不公平的方式，但很多时候也是管理者的无奈之举，因为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往往需要匹配，而户籍制度没有完全取消之前，以户籍为条件进行设置有时候能使户籍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更对等一些。

    面对供给不足，有时候也会采用平均分配或配给制分配，这在原始部落最为常见。对于供给的分配，有时还采用投票的方式进行，即民主决策。这种方式一般不能频繁地应用于大群体内的分配，因为其协调组织的难度及成本都极高，但其结果往往也最具权威性、意志性和合法性。为了提高民主的效率，其变种是代表制（即议员制）。此外，还有集中决策制，例如领导或专家决策将供给分配给他认为最紧迫的需求者或最攸关群体利益的某个需求者（例如某类科学家、探险队中的向导等）。当然我们也知道，集中决策很大的优势是效率较高，但由于不是群体决策，有时候也容易发生决策失误或决策难以服众的现象，甚至在权力约束不力或监督不力的情况下还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人类很多时候也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供给和需求进行调解和错时，例如利用预约、分批错时、需求供给信息适时发布等手段进行调节。然而，在供给不足时，最能展现人类闪光一面的是谦让。例如，当泰坦尼克号快要沉没而救生筏不够时，决定谁能上救生筏的因素更多地是出于人类内心深处最为纯朴的情感——让老弱妇孺优先。人类需要这样的美德，但与此同时也绝对接受不了规则的缺失，更难以接受有失公允的规则。（潘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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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