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经济学研究的课题集中在如何组织生产、分配上，经常涉及到对体制、制度的研究，而研究体制或制度时又常会涉及到体制本身所承载的社会道德问题。
始自2007年的华尔街次贷危机，及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对金融机构提供了救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将私人部门的债务国有化，以及国有债务货币化(亦或美联储直接将部分私人部门的债务货币化)，进而通过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债务全球化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来说，将债务货币化是一种税收行为，是铸币税的一个应用。由于有些货币属于国际上重要的储备货币，其征收主体往往超越了货币发行主体的主权、行政范畴，因而发达国家的定量宽松计划被新兴经济体指责存在道德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全社会财富在私人部门的分布并不均衡，即便是在其主权或行政范围内进行广泛的铸币税的征收，其对范围内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同样存在范围内的公平性的道德问题。
欧洲现在也面临主权及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过重的困境，欧洲政界和学界当前讨论的方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条是欧洲央行的量化救助，另一条是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
欧洲央行无限度的量化救助容易引发高通胀，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在欧元区的财政纪律未得到有效重整时，这种行为更容易引发成员国的道德危机。如果这样的道德危机没有得到遏制，将来必定会导致欧元的崩溃。例如，假设希腊选出了不支持紧缩的政府，并且这个政府上台后最终选择了放弃紧缩的政策，希腊退出欧元区则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欧元区核心国家没有退路可选。相反，如果纵容希腊，那传递给欧元区其它国家选民的信号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必将把欧元引向未来更大的浩劫。
欧洲央行的量化政策不能解决欧元区长期的经济问题，欧洲央行的行动应更多限制在临时流动性的提供，以及在短期市场信心无序崩溃时的介入等，尤其在当前各成员国财政现状不一、财政整顿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宪法约束体系时，欧洲央行不宜贸然启动大规模的针对成员国国债的量化政策。
欧债危机解决方案讨论的另一方面是让欧元区成员国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建立更强大的共同防火墙、强化欧洲投资银行资本、统一发行项目债券、统一发行欧元债券、建立欧元区财政部，甚至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征税及统一编制和执行财政预算，即部分让渡主权。
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除了规范财政纪律之外，更重要的是让财政转移变成一个有序化、常态化、持续化及制度化的行为，并通过有序的财政转移来缓解及平衡地域间的结构失衡问题，实现区域共同增长。从某种角度出发，欧洲央行的量化救助也是财政转移的另一种方式，实施起来更加隐蔽、目标性更弱、更容易引起系统性风险。
在很多学者看来，欧洲央行的量化建议及欧元区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来说，前者治标、后者治本，更紧密的财政联盟被看成最高乃至最终的欧元整体解决方案。可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两个方案都承载着较大的道德风险，在“基础”尚不稳固时，笔者对这两个方案能否长期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持怀疑态度。
笔者认为，克服欧债危机及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极药方是，降低乃至最终消除微观层面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及壁垒。
方才提到的“基础”是指微观市场层面的建设，而这个市场主要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及劳动力市场。一个成熟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市场流通的低壁垒性，市场必须允许自由竞争。
欧元区内当前的商品市场及资本市场流通的壁垒已经极大降低了，然而劳动力市场仍是割裂的，这是造成欧元区当前结构性区域失衡的根本原因。在“基础”市场尚不具备时，试图通过财政转移等再分配的单一制度来“干预”和“弥补”结构性失衡的努力，恐怕很难成功。
在一个国家内，劳动力一般都可以自由流动，所以除了种族冲突，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发现难以调和的地域结构失衡案例的发生。因此，欧洲改革的思路应该是依靠“基础”制度的改革，改革现有的劳动力体制，同时“辅以”货币政策和阶段性的财政转移，最终帮助欧洲回归平衡。即便更紧密的财政政策仅包括统一编制和执行硬预算，在劳动力在各个经济体中不能自由流动的体制下，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差距也将不断扩大，并最终导致欧元区乃至欧盟的分裂。
当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会涉及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诸如就业竞争、意识形态、环境、治安、税收、福利、国民待遇、政治权利，甚至移民等深层次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必经阶段，只是欧债危机的发生客观上要求欧洲的政治家提前考虑这个体制的加速建设。而且，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统一是欧洲实现真正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促进欧洲共同繁荣的基础，并能为欧洲迎来一个“升级版”的“延后刘易斯拐点”。此外，欧元区作为现代化的经济体组织也最有能力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并给世界做出一个走向共同繁荣的样板。
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从其国家自身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历史中学到相关经验，欧洲也同样可以从当前的中国改革中找到部分答案。由于地缘问题，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安排了大量的转移支付预算，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域上仍然相当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并没有撕裂区域间的联系，其中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在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及促进未来享有共同待遇方面做出了不断的改革和努力，中国仍然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中国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辅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诸多综合措施来最终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相反，倘若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作为基础的制度保障，上述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潘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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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