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09年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发布的条例删除了当初问责违法警察条款，也取消了拘留机关12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亲属的时间限制，而这两点恰是保障社会有效监督执法、及时维护被拘留人权利的要害。
早在两年前就曾公开征求意见的《拘留所条例》，近日由国务院第19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于4月1日起施行。与1990年公安部《治安拘留所管理办法(试行)》相比，新条例在效力等级、适用范围、被拘留人权益保护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从立法价值上分析，拘留所条例的重心应是在均衡执法权力与公民私权的基础上，侧重于保护被拘留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公民在被拘留后，人身自由被限制在特定场所，其权利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些人的人权就成为法治保护的重点。正是出于此，公众才更关心条例是否为被拘留人提供充分而可行的权利保障。
由于涉及到执法权力与私权的安置，如何防止执法主体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影响立法导向，向来都是行政立法的关键。拘留所条例从当初的部门规章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位阶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摆脱部门立法的窠臼，但是这并不能有效防范部门利益的羁绊。
在内容上，条例虽然规定了拘留所不得强迫被拘留人从事生产劳动，不得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或者指使、纵容他人侮辱、体罚、虐待被拘留人等，但如果仅仅停留在针对公权力“不得”的宣示层面，而不能为违法执法设定具体的问责机制，不能为被拘留人提供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这样的立法便很可能变成徒有其表的摆设。
让人担心的是，与2009年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发布的条例删除了当初问责违法警察条款，也取消了拘留机关12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亲属的时间限制，而这两点恰是保障社会有效监督执法、及时维护被拘留人权利的要害。从这些变动中，我们不难察觉到部门立法的痕迹。
一项事关执法效益的行政立法，难免需要体现部门利益，关键是立法主体要以公众看得见的正当手段予以体现，这种手段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展开公开化的博弈，只有建立在充分的意见博弈与商讨基础上，才能在妥协中达成权力与权利均衡配置的正当性结果。
条例当初即由公安部组织起草，其间虽然经过了公开征求意见，但是最终审议究竟采纳了哪些意见，哪些意见又缘何未被采纳，执法部门又提出了哪些意见等等，都未得到公开说明，立法者的决定逻辑并未完全展现出利益博弈的轨迹。如果不能将立法程序确立在公开化的博弈基础上，就很难抵制部门利益的私下游说。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