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近日在博客中公布了全国最近10年高温天总数列前十的城市排名。福州以10年375个高温天名列榜首，其次是杭州、重庆、长沙。武汉平均每年30.5个，名列第五。
自民国时“火炉城”说法的最先提出，从“三大火炉”到“四大火炉”的转变，再到“新火炉”的上位，“火炉城”已经成了公众一种深刻的记忆。作为老火炉的武汉，一年仍似一年热，但彷佛其他地方变得更热起来。这是否暗示：炎热的气候下，“越来越热”的城市数量在呈现着一种正向的增加？
我觉得，“×大火炉”的说法渐渐不会再有了，因为每一个城市都可能是“火炉”。正如气候学家曾经预言过的那样，酷暑与高温都是全球性的，地球越来越热。这几年，北半球的俄罗斯、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都频繁遭遇高温热浪的袭击。而我国今年入夏以来，整个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大部乃至关中地区，都处在35-40℃的高温肆虐下。如此高温下，再只说哪几个城市是“火炉”，自然就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管理者而言，“火炉”往往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关系到具体城市事务。普通民众则更关心自己的福利：高温补贴能够发放吗？高温休假与高温立法值得期待吗？高温对于现实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几个“火炉城市”的范畴。
现实的具体和个人的感知都在告诉我们，高温已经是一种不容回避的自然病。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肯林堡曾经指出，热浪是一种社会性的灾难。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在高温面前变得电力供应无力，社会救济体系漏洞百出；当越来越多的公民依旧“赤身裸体”地劳动在高温下；当一部《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暂行”了50年……在如此语境下，光讨论“火炉”，已经有了些虚妄的意味。
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给一些城市打上高温烙印或许是容易的，但直面一种整体性的越来越坏的自然症候，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关注：譬如怎样提高每一个城市对高温的整体预防与抵御能力；譬如怎样才能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高温下，拥有一片权利的绿洲？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