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2月2日《羊城晚报》）
财富分配一直都是焦点话题，行业收入差距也常常成为众矢之的。社会财富在不同行业中急剧断裂已是既成事实，在媒体和公众的无数次聚焦与追问之下，行业收入悬殊这一问题，真的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考虑好好解决一下了。
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5，收入分配可谓天悬地殊。为此，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要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然而在现实中不难看到，物价高企的年月，城市里大量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收入拮据，居住困难，生活窘迫，他们离幸福和尊严真的又很遥远。贡献很大，收入微薄，使得底层劳动者难以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维持基本生存尚且艰难，更别提幸福的、有尊严的融入城市，享受美好生活。温总理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公平正义，不单单体现在“同比选举”和“同命同价”上，更体现在“同工同酬“乃至行业收入平等上，因为经济公平比其他方面的公平更重要、更实在、也更迫切。
分配不合理，行业收入差距大，深深伤害社会公平，当然需要改变。然而，改变收入悬殊现状，过程却相当艰难。有例为证，《工资条例》中“同工同酬”的规定酝酿三年仍因过不了国企这一关而难产。据统计，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达6000多万，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有的国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工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迟迟难以解决，从一个侧面说明，要扭转行业内外收入差距，要走的路很长很长。
反思行业收入差距，不难发现，高收入往往建立在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之上，高收入行业往往是权力巨大，缺乏限制的垄断行业。凭借不受限的行业权力以及种种优待获得巨额收入，是行业收入悬殊乃至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权力缺失的行业随之以收入贫乏，权力强大的行业积蓄财富则易如反掌。国民财富分配得屈从于权力逻辑，要扭转行业收入差距，权力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此外，社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身份利益主义”，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而难以获得平等的经济权利。即使在同一行业，收入差距也很大，如国企大量存在的劳务派遣工收入远远低于正式工。德国法学家梅因有句名言:“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因此，改变国民财富分配的权力逻辑同时，我们还需打破“身份利益主义”，一面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一面缩小行业内收入差距，这样整个社会才能逐渐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选举法》的修改，在法律上实现了城乡同比选举，有助于保障公民平等的参政权，因而受到人们极大拥护。《侵权责任法》规定“同命同价”，死亡赔偿金不再因城乡和地域不同而差异巨大，体现了对公民平等的生命权的尊重，人们也纷纷给予好评。两则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完善法律，让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日益获得接近平等的对待，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才能呈现出耀眼的光辉。
事实上，相比行业收入差距，改善各行各业内底层劳动者不合理的收入状况，更为现实紧迫，底层工农大众尤须增加经济收入，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它不应只是宏大的口号，而应是必须落地的现实待遇。只有财富分配向正义原则回归，而不是依赖于权力和身份，国民分裂为对立阶层的悲剧才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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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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