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仅8%的人表示满意。(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某些地方所谓近期或远景规划，往往省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限定语：一把手任期内有效。再加上规划自由随意，无须问责，拆拆建建都是GDP，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型建筑的使用寿命一般都超过50年，而我国“短命建筑”却屡见不鲜。
规划变脸、建筑短命，公众自然怨声载道，但诡异的是，一边是建筑规划继续我行我素，一边是公众陷入“埋怨疲劳”，事不关己，也懒得理了。说来说去，这无非要归咎于规划问责的缺位，譬如《城乡规划法》中有关修改规划的条件，充满自由裁量的空间，不仅没有年限制约，而且默认只要评估有理即可。于是，在一些怪异的长官逻辑下，冒出了不少怪异的雷人规划与神奇建筑，哗众取宠一时，终究难逃爆破覆灭的命运。
规划的命运，似乎早已听不见群众的声音。那么，“仅8%的人满意”也就不足为奇了。按理说，事关公共利益与福祉的设计规划，听听群众的意见总是合乎程序正义的。遗憾的是，在不少地方，规划因为是个“技术活”，自然地将民众排斥在决策之外；加上关乎发展“秘密”与决策“隐私”，更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铿锵理由。这些年，拆迁往往和商业联姻，利益的纠结，关系的微妙，群众在规划上的知情与监督权利基本就剩下街道旁大大的“拆”字和形形色色的拆迁令。自己的房子有时都保护不好、保护不了，遑论关心城市的规划与未来？
规划如此傲慢，权力层面看，在于过于集中的决策权；文化层面看，在于精英治理的传统逻辑——大事领导说了算，因为领导比群众聪明。如此一来，权责不对等时，公众已然丧失了城市规划上的话语权。民谚说“建起一批房子，倒下一帮人”，话虽偏激，却也未必全然无理。如果规划建设一直是小圈子行为，那么，朝三暮四的建筑，必然会继续毫无羞赧地让公共财政埋单。
短命的城市规划，固然要约束一把手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要激活公众的相关权利，让规划的命运与群众的声音并轨而行。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群众满意度高了，也许规划就不会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纠错”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