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江苏省溧阳市周建芳夫妇花了2万元，在当地民政局投保了两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老农保)。该保险承诺，等他们退休后，每月可分别领取养老金450元和750元。去年，周建芳已经到退休年龄，溧阳民政局等部门却告知他们，当初的保险承诺已无法兑现，他们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只能选择退保。退保后，周建芳夫妇只能拿到2万元本金和4000元利息。(9月5日《人民日报》)
投保了13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到退休时却领不到当初承诺的养老金，这事让谁摊上都难以理解和接受。尽管在改革转型期，一些政策、法规在不断地修订、调整、完善，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不能让政策随意打折扣，更不应因为政策的变动让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亏。
无论是因为当时政府部门宣传、衔接工作没有做到家，还是因为市民个人因素，造成“老农保”与“新农保”之间脱节，当地民政部门都应该给予当事人应有的补偿。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周建芳夫妇等投保人的领不到养老金遭遇，其责任在于地方政府——完全是政府部门单方面改变合同约定导致的结果。
社会保险虽然有别于商业保险，但同样是不争的合同关系，理应是受法律保护的。劳动者依约定缴费，地方政府的民政部门则应该按照最初的承诺给付给投保人养老金。以“当年印发的《欢迎广大人民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宣传册不是合同”为藉口回避责任显然没有道理的。“宣传册”无疑是政府向广大民众发出的合同要约，在宣传册上标注的相关内容、双方权利义务都体现在其后双方签订的有关条款当中，只要投保人参保就意味着宣传册的内容生效，双方形成了法律上的合同关系。
政府相关部门发给群众的“宣传册”，在某种意义上，其效力、影响应该更胜于普通合同。一般的商业合同，如果某一方出现失信、不履行的现象，通过协商或者诉讼等途径终结后，不守信誉的一方必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对方可以不再与其合作。但政府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一旦失信于民，民众可能会别无选择地继续要与政府相关部门接触，但未来需要开展的其他各项工作中，无论如何宣传、动员、说服、协调，都可能难以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负面影响非同小可。
现在，显然不只是投保人在关注此事的进展。江苏省溧阳民政局千万别拿当年的宣传册不当回事，也不难简单地让当事人退保了事，更不能以自身工作不违规、不违法为由搪塞责任，这不只是一项具体工作的善后是否妥当的问题，而且事关政府公信力问题，更关系着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基础的巩固与否——如果连政府相关部门说话都不算数，甚至耍赖，那将来还拿什么去要求法人单位和公民们彼此间讲诚信？(范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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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