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结构”

2009年12月31日 08:54 来源：南方日报岳音

    一

    在多年来“GDP政绩观”之下，相当多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政绩评价惯性，形成了工作依赖，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既得利益者集团，而进行产业调整，势必改变原有制度特征，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因而困难重重。

    2009年行将离去，2010年正在到来。

    回顾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常的一年，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初显端倪时，广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落后生产力是“危”，对先进生产力是“机”；对传统发展模式是“危”，对科学发展模式是“机”。一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广东全力以赴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化危为机、危中求进，开创了科学发展新局面。

    12月20日至2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珠海考察时强调，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着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真正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这是总书记对广东的嘱托，也是一项重要的建设任务。能否打好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直接关系到广东未来社会的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能否真正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大局。

    调整越早得益越早，调整越好得益越多。这不仅是广东的认识，也是其他地区的认识，这其实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常识。但是，调整何其难也。早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就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其后历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都没有离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命题。然而，在唯GDP是从的年代里，GDP数据是考察官员政绩的风向标，这就导致各地政府更多地关注GDP总量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是产业的进入和发展，而不是调整。招商引资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有利于提高GDP，只要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只要有利于政绩，高科技产业可以上，污染产业照样可以上，完全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在多年来“GDP政绩观”之下，相当多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政绩评价惯性，形成了工作依赖，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既得利益者集团，而进行产业调整，势必改变原有制度特征，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因而困难重重。

    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困难面前目光短浅，蹀躞不前。其中有一种是对务实精神的错误理解。务实精神是广东长久以来的改革特征，但一些人对之理解不深，领悟不透，只看到眼前，不思考长远，总认为现在的产业模式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毕竟还能够“活”下去，还是有利益的，一旦对产业进行调整，势必产生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因此不愿意调整结构，如果不是“非得如此”，也不愿意投入精力、物力和人力搞产业升级。

    困难总是有的。

    二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以期建立新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对于广东来说，既应当想办法承接部分优质国际产业的转移，也应当想办法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建设中去，从而在危机后能够在国际产业新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特性，但市场又是和国内外经济大环境连在一起的，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孤立地看待市场。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尽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抑制了全球资本的流动，但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全球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迎来了新一轮调整。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股热潮。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在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以期建立危机之后新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以美国为例，他们正着力推进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技术革命，将能源改革作为振兴经济的主力和经济复苏的核心。这就意味着全球将迎来一次大的产业调整机遇期。对于广东来说，既应当想办法承接部分优质国际产业的转移，也应当想办法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建设中去，从而在危机后能够在国际产业新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积极谋求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还要看到全球发展的新趋势，布局新兴产业。

    从国内环境来看，一方面国内经济不断复苏，一方面经济复苏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这一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率高达95%，其中又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产能过剩问题在部分行业非常突出，重复建设现象重新抬头。这就是说，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原有设想的通过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反而加重。结构不合理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期的。一是需求结构长时间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不足；二是产业结构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三是要素结构长期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物质资源投入模式。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结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然而，政府投资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科学投资，在一些地方，盲目投资、不顾条件投资等“投资病”已经产生，非但没有促进结构调整，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老结构的危机。

    历史表明，危机之中蕴含战略机遇，调整孕育新一轮经济繁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广东曾进行了一轮产业升级调整，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得广东工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后10年也被誉为“黄金十年”。但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必须综合考虑当前的情况，毕竟新的阶段对发展模式已经提出了新要求，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如果我们希望再次迎来新的“黄金十年”，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必须尽快突破和真正到位，如此，方能赢得先机。

    时间不等人。

    三

    对于广东来说，调结构眼光更要长远，一定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把危机的切肤之痛转化为调结构的动力，推动工业整体水平和现代服务业跃上一个新台阶，通过抓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高位突破和高端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不是政府的一家之事，不能也不应是政府唱“独角戏”。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毕竟只是“药引子”，企业应当更加清晰地把握市场主旋律，从“要我调”转变为“我要调”。

    从结构调整的实践来看，今年由于加强了结构调整的力度，广东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突出表现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新进展，珠三角一体化、“双转移”以及“三促进”等工作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服务业“短板”已经变长，超过了工业成为GDP首要推动力。这是广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在前、调结构走在前的积极效应。只有加快调结构、促转变、上层次，企稳向好的广东经济才能有后劲、可持续。

    我们在保增长上虽然成效初显，但仍处于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期，相当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广东长期以来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根基深厚，如果按照发展惯性，不调结构，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经济增长。结果金融危机过去了，经济的增速上来了，但问题还是老问题，方式还是旧方式。如此，金融危机的“机”我们就谈不上抓住，以后再进行调结构和转方式，难度只能越来越大，甚至于形成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症，积重难返。

    对于广东来说，调结构眼光更要长远，一定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把危机的切肤之痛转化为调结构的动力，推动工业整体水平和现代服务业跃上一个新台阶，通过抓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高位突破和高端发展。正如汪洋书记所言：“调结构比保增长更重要。”在一定情况下，GDP数据的增加可以放缓，但调结构的幅度不能放缓。政府应当积极支持调结构，给予企业在调结构过程中以政策、资金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只有给企业解决了调结构的后顾之忧，构建一个为企业调结构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品的政府运行机制，企业转移升级等等才更有动力。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调结构不等于说只搞改革不搞开放。调结构本身就是“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引进来”是指要继续引进国际先进产业和新兴产业，“走出去”则是要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形势变化，加快构建企业“走出去”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只要是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提高广东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参与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最终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协调和健康发展，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应当给予政策鼓励。

    今天，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即将迈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掩卷沉思，路仍漫漫。2010年不仅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一年。这一年调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十二五”规划基础的好坏。我们必须继续按照省委“三促进一保持”的决策部署，把应对危机与走科学发展之路有机结合起来，把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与优化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谋划、推进广东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

    明天大有希望！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