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7日之前，河南电视广播大学新闻班学生李生（化名）没想到他会跟富士康有什么关系。“17日学校开了全校动员大会，号召我们2006级和2009级几个班的学生去深圳富士康实习。紧接着，学校派班主任到各个班级动员。”他说，“学校说，我们班40个人都必须去，不去的话没有毕业证。”（《中国青年报》10月11日）
新闻系学生被安排到富士康流水线上实习，这本身就令人浮想联翩——何况，“今年年初，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实习过了，大部分同学在报社、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实习。”更诡异的是，“不去的话没有毕业证”！一切都要回道《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团顶岗实习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落实，分管领导要深入一线具体指导、跟踪问效”。
仔细想想，教育部门似乎在尽自己的职责，但在富士康刚刚落户的节骨眼儿上“紧急”要求大量学生“顶岗实习”，这究竟是出于学生或教学的需要，还是倾心纾解相关企业的燃眉之急？教育部门如何就这样成了企业的“贴心人”？二者，既然是专业实习，当遵循起码的匹配原则，红头文件又如何解释“学车床专业并且热爱这一行的小唐，在富士康苹果电脑的流水线上实习；学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做操控；学数控的小辉被安排在生产线上做手机外壳加工；学汽修的小于被安排去给电脑风扇贴标签……”？三者，既然是“自愿”，为什么不止一所学校对学生以“退学处理”、“不发毕业证”等形式威逼利诱？又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对各单位主要领导“跟踪问效”？
这些问题都逃不过公众基于常情常理的考量。就在数日前，北大、清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20所高校师生共同完成并向社会披露了一份分量不轻的报告——《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其中重点揭露的就是“滥用学生劳动力”问题。因涉嫌多重违法，公众正期待劳动监察与司法部门及时跟进，或者还原当事企业清白，或者给相关报告盖棺定论，而不能任由留言发酵蕴蓄。当此背景下，红头文件为当事企业“揽工”，多少为民意反弹提供口实，尤须自证清白。譬如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加班”，那相关企业安排学生无偿加班现象究竟是否属实？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大面积使用学生工一旦出现工伤，实习学生工能否陷入企业、学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
起码，红头文件欠“被实习”学生一个解释：实习生在劳务关系中究竟有没有合法的话语权？教育旨归与企业利益、地方政绩孰轻孰重？在劳资关系甚为敏感的转型期，公权部门更需谨记：大企业不是“宠”出来的，而是严格管教出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资本逐利冲动一旦绑架了权力政绩，体面劳动便注定成为一纸空文。公众心目中的大企业，不在于规模之大、管控之严、与公权过往之亲密，而在于国际化的背景下不只会奢谈慈善或低碳，更真真实实涌动着恪守法治边界、关注员工幸福的温情。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