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同时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二是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这被认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
不过，随着所谓30年调整节点的到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呼吁“放开二胎”。年初，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和刘大钧联合提议，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在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与劳动力人口增势减弱的情况下，应该放开二胎、提倡一胎。
不过，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也有观点认为结束“一胎化”为时尚早。有学者就明确提出，要实行更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当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姑妈舅舅等称谓更多地停留在书本上，当一些孩子在独宠中逐渐走上任性唯我、人格缺失，当一对对年轻夫妇不得不赡养起四位老人和一个幼子，当工厂开始面临招工困难和逐渐减少的“人口红利”，当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男女比例失衡、“老龄化”“少子化”并存的局面时，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该有所改变了。
正如人口学专家穆光宗所说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和国家至少存在“六大风险”——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婚姻冲突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防风险。规避上述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原有政策和民众利益间找到一个均衡点，采取人性化和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积极改进国民生育指导和规划。
其实，适当的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资源短缺和发展受限。邻国日本就是一个正面例子，其人口密度远超我国，人均占有资源更相形见绌，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已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各地的人口调查数据已充分证明，我国的人口低生育水平已相当稳定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尤为突出，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愈发严峻。对我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适时调整，正逐渐成为一个共识。
不过，冷静地说，调整幅度和实施“窗口时机”似乎还有待斟酌。其中，关键在于还有一些更为紧迫的人口问题。资料显示，当前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主要面临出生缺陷比较突出、流动人口管理难度较大等问题。为此，有关方面呼吁，在人口总体数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加大力度提升人口质量。例如，切实改善医疗和国民营养保健体系，不断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等等。
就此而言，适当“放开二胎”是人性回归和以人为本的时代表现。但若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现象，还需要与制度红利、要素红利、教育红利、全球化红利为伴。只有实现协调与和谐，才能真正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才能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