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昨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至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5月26日 《长江日报》）
蚁族多为穷二代，这个结论，学者廉思在著作《蚁族》里早有过描述：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无老可啃”，只能蜗居在城市的某个小角落，艰难过活，用低廉工资、省吃俭用来托起卑微的“城市梦想”。
“穷二代”的标签，本来就已是出身贫寒者背上的沉重“龟壳”，让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失去了机会公平；“蚁族”则是生存多艰的典型符号，它意味着“住有所居”的愿景，离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相隔甚远。当两者重叠，也就不难看出端倪：父母们的穷苦处境，正在“穷二代”们身上延续，而房子问题又是他们窘境的“恶化剂”，加深着他们自我改善的重荷，也成了其向上流动的路障。
住房关涉着安居权，居住环境的天壤之别，也意味着权利富足与贫困的差距之大。当“穷二代”奋斗了十八年后，才“终于可以跟富家子弟一起喝咖啡、住上房”时，布坎南所说的“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竞赛”，就近乎奢侈。“家庭经济条件好”成了“高起点”的代名词，子女也能获取更多资源，得到更好发展；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鲤鱼翻身”，身处弱势，这无疑是种“代际复制”——阶层的封闭性和固化趋势日益增强，贫富之间的鸿沟难能逾越，父母的“老本”成了子女的命运钥匙。
开放性的社会，不等于能放任“不公趋势”自流，更不容体制性因素诱致二元割裂。“穷二代”和蚁族的诞生，固然都与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历史性因子休戚相关，但“历史必然”不是“社会流动受阻”的合理性借口，相反，它昭示着在社会转型期政策救济与制度保障的必要性。“穷二代”的尊严，也需要救赎的切口，这个切口，就是“以人为本”的制度温情。
我的许多学长学姐毕业之后，都面临“住房困境”。可据他们反映，让他们痛心的不止是“富人家孩子不用为房担忧”，还有在寄居城市的生疏感、被歧视感。当了蚁族，却还要蒙受白眼，及时常要经受身份检查等等，这是他们的蜗居之痛。
所以，要割断蚁族跟“穷二代”的生成性关联，就要让住房保障制度福泽“穷二代”，让他们不致成为政策遗忘的孤岛。除此以外，更要开出“多味药方”——打破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壁垒，改善税赋和福利保障政策，堵住权钱交易的缺口等。“穷二代”可以一时物质贫穷，但在发展权上不能“被贫穷”。
蚁族不该是“穷二代”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安居梦，也应打照进救济与公正的阳光。让他们触摸到人本关怀，“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才会多一个鲜活的注解。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