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昨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5月26日《长江日报》）
蜗牛是蜗牛生的，蚂蚁是蚂蚁生的，“蚁族”的艰辛与不堪自然可以追溯到上一代的命运。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这个结论其实非常契合常理，因为即便是后致条件差点，只要父辈非富即贵，日子过得当然不至于如蚂蚁般酸楚。
客观地说，“蚁族”甚至算不得什么新鲜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剧，人口的流动性趋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固化的阶层生活被打破，“蚁族”或者“柜族”出现，是底层群体不屈向上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里有富翁、也有“蚁族”，这是非常正常的社会生态，如果一座城市处处莺歌燕舞，这种世外桃源景象与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对，反倒显得较为诡异。
关心“蚁族”当然没有错，这是社会的短板，他们的苦辣酸甜最真实地照出了社会的发展水准与制度情怀。但这种关切须谨防两个极端：一是陷入情绪化的悲悯，将“蚁族”问题妖魔化，认定这是有国情特色的体制之殇，但实际上，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即便是国际化大都市，“蚁族”仍不是什么陌生概念；二是过度解析“蚁族”的父辈身份，将今日之境遇等同于代际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怎样的社会，我们都当承认先赋地位对个体发展的客观影响，且这种影响并不需要怨天尤人或自怨自艾。
对“蚁族”来说，未来远比过去重要——说白了，我可以有不堪的过去、困苦的现在，但我应该有“奋斗即能改变命运”的未来。家庭条件差一点没关系，居住面积小一点没关系，社会带着有色眼镜打探也没关系，只要这个社会没有关闭阶层自由流动的制度通道，只要公平正义的社会序列还在，那么，个体的后致努力就可以摆脱“蚁族”的身份，甚至成为真正的贵族。
于当下的语境而已，真要关注“蚁族”的命运，微观层面当关注两个命题：一是就业与创业的公平环境，尤其是公务员招考等环节，当力戒“龙生龙凤生凤”的寻租之弊，有多大能力，就当提供多大的舞台，通过公正的博弈机制，调整个体的社会坐标；二是彰显劳动价值，在初次分配中为底层群体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奉献要和收入相匹配，劳动要与报酬相对等，让“蚂蚁”也能进化出飞翔的羽翼。
追问“蚁族”来自哪里，不如关心“蚁族”去向哪里。社会不是平均主义的游戏，但一个激励人心的社会，起码当秉持机会均等的善意。只要明天依然能张望到煦暖的太阳，即便今日甘心做一个默默的小蚂蚁，又有什么干系？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