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昨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5月26日《长江日报》）
“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天堂，什么地方是我们的梦想，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希望，什么地方让我们飞翔……”这首曾经唱哭全国政协委员的《蚁族之歌》如今依然难掩悲凉。作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蚁族”，已被列入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无论其出身是否属“穷二代”，他们的现实境况都值得社会关切。
可以说，时下的社会生存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激烈，尤其是当家庭、出身等个人背景被无形纳入竞争的考核体系之时，不同人群的分化与集聚愈加明朗。“蚁族”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群体，在“拼爹游戏”风靡的时代语境下，他们在应对来自就业、房价等方面的高压时，往往显得无力与无奈。
这种无力感的产生，存在着自身的因素，但同样也有来自坚硬的社会现实。“蚁族”和“穷二代”并非都缺乏能力，他们愿意奋斗，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特别是当与“富二代”、“官二代”等身份层次存在差别者遭遇面对面，他们更多时候缺少同等和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何八成“蚁族”出身“穷二代”而非“富二代”。
经济学家布坎南曾说过，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对于“蚁族”来说，他们寻求和渴望的正是社会为所有人（无论出身贫富）提供更为公平正义的机会。
应该承认，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机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蚁族”、“穷二代”等问题的存在，这些现象就如一张张PH试纸，仍然考验着社会公平的程度。诚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所言，“社会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所以在处理和解决“蚁族”问题时，必须从公正的角度着眼，通过政策手段、经济手段、社会手段对他们进行帮扶和引导。
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让包括“蚁族”和“穷二代”在内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这才真正是“蚁族”之幸和“穷二代”之福。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