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25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5月26日《长江日报》）
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息。所谓“蚁族”，是指那些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聚居在城市的大学生，即“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比喻他们是像蚂蚁那样的弱小者。这样的“弱小者”八成出身“穷二代”，向我们透露了多种信息。
这说明，“蚁族”的出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可能和家庭的背景有关。那么会和家庭的什么背景有关呢？和家庭遗传有关吗？恐怕这样的看法，不仅社会学者会反对，生理遗传学者也会反对。你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遗传信息证据的。只可能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有关。“穷生穷，富生富，官员的儿子当干部”，果真如此，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
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缺乏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还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民说，“以自己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定关联的。”这不是很能够说明问题吗？而且，这样的现象还在进一步发展巩固，家庭因素对个人在社会中成功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蚁族”不是“穷二代”又能是谁呢？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穷二代”看不见未来的希望，他们怎么可能对社会、对未来充满热情和激情呢？“蚁族”们势必会积累不满，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蚁族”，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家庭不好”和社会不公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告诉他们，即使自己再优秀、再努力，也很难有获取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思想积累，不可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八成“蚁族”出身“穷二代”，本身已经证明，“蚁族”的出现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仅仅看成是单纯的市场现象。这样的现象，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虽然我们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走这样的道路是需要作出很大努力的。如果连八成“蚁族”出身“穷二代”这样的社会问题也不去重视，不认真研究改善办法，积极主动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许多地方都有待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急需建立合理、透明、便于监督的社会秩序。只有建立一个程序正义的社会秩序，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稳定。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