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上午，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赵作海表示，自己并不在乎赔多少钱，赔偿问题完全听从上级的安排。但他一再说，希望把那些对自己刑讯逼供的警员撤掉。（5月13日新华社、中新社）
对于坚决支持赵作海及其亲属通过司法等途径，争取更加合理的国家赔偿，甚至期望此案开精神赔偿先例的人来说，赵作海在赔偿问题上完全听从上级的安排自愿，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赵作海清醒地知道，他之所以沉冤数年，是因为被刑诉逼供。所以，他一再表示，希望把那些对自己刑讯逼供的警员撤掉。
以该案发酵至今的舆论环境看，赵作海要求更多的赔偿，甚至通过司法途径，是有可能的。但是，国情还是那个国情，赵作海能够沉冤昭雪，并得到这么多，他的听话、放弃和感谢，也是情理之中。一味的坚持，反倒令局内人惊讶。因此，赵作海听从上级安排的赔偿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了。
尽管如此，我们回顾此案依旧要说，赵作海错案和佘祥林案没有什么不同，仅凭“高度怀疑赵作海杀人”的倾向的指认，就可以对一个命案做结。没有切实的证据，就宣布一个人的死，并审判说另一个人有罪，同时还为另外一具无名尸体“找到了下家”。明明是一件命案，事关三条人命，竟然案件办得如此经不起推敲。
赵作海错案证据不足，明明是昭然若揭，但是无论警方还是法院都视而不见，不可能把难得找到的冤大头放出去，但是判刑上我们却又发现“手下留情”，死缓2年，最终获刑29年。这大概可以称作“疑罪从轻”，赵作海犯的就是“疑罪”，很像杀人犯，但又没有足够证据，办不成铁案，只好轻那么一点，也算留有余地。这个逻辑足够荒谬，其实就算直接枪决，对于警方和法院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在我们这个国家办案过程中，几乎成了必须手段，并尤其适合含冤错案。因为真的罪犯，招和不招都是真的；含冤者面对刑讯逼供时，经不住，只能认了，破案率也就被制造上去了，什么案件也都可以“办成”。因此，诉讼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不仅如此，施舍性质的国家赔偿不是终点，假惺惺的问责也不是终点，检讨赵作海案和佘祥林案一样，真正的反思必须深入到赵作海及其前妻是否可以获得诉讼的机会，是否可以以自己的抗争去寻回属于自己的正义，而非施舍了事。当然，这一权利赵作海有权放弃，但不是被迫才放弃。
现在，赵振晌回来了，赵作海杀赵振晌案不攻自破，河南高院也只得出面澄清，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为一起错案。河南省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国家赔偿程序也必然启动。但可怜性质的赔偿，及其假惺惺的认错，前景不明的问责，事实上依旧表明权力不愿意认错。对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有民众有冤屈不可怕，因为有冤而上诉上访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冤民们连奔走的勇气、希望也没有，最终不得不放弃，只能接受可怜性质的施舍性赔偿，而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去诉讼、去抗争，以获得合理的尽管也只是迟到的正义。
每一次错案曝光后，如果都是以施舍性质的赔偿方式了案，没有人受到严肃处理，类似的事情就永远不能禁绝。何况，大部分错案根本没有机会被报道出来，根本没有机会昭雪。而只有当蒙冤者伸冤的渠道多元化起来，行政的、法律、媒体的等各行其是、互为监督，错案冤案才会减少，社会正义才有支撑。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