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冤假错案表明，为获取“证据”，一些公安机关往往会“穷尽一切手段”。与佘祥林案一样，赵作海案最需要吸取的教训，仍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若不能遏制，法律公正将无从谈起。
商丘市政法委书记向赵作海道歉时说，这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河南省高院院长说，出现这样的判决，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都有责任。公检法对于赵作海冤案当然难辞其咎。诚如论者所言，商丘市政法委组织的那个专题研究会，对于推动公、检、法机关违反原则办理案件，对于赵作海冤案的最终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问责，无疑不能只针对三名承办人。
对于赵作海蒙冤一案，一些法学家表示，是当地公检法部门相互制约不力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也反映出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的紧迫性，尤其是司法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事实上，从佘祥林案、聂树彬案，到赵作海案，这些冤假错案表明：现行司法制度的某些环节，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已不能适应需要。
仅就遏制刑讯逼供而言，要想实现“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需要律师在场制度、同步录音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口供补强规则等一系列制度的配合。值得注意的是，赵作海案暴露的问题并不止于此。警察权如何受到约束和监督、检察院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架构合理的法院体系、如何改进审级制度、如何保证司法独立、如何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赵作海案暴露的这些问题，恐怕惟有通过相关改革才能得到解答。
能否追责到位，将体现商丘公检法面对“耻辱”、承担责任的诚意。佘祥林案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如果说相关改革错过了佘祥林案，那么今天，我们不能再错过赵作海案了。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