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其中一位来自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用反抄袭软件捅出了“史上最牛的连环抄袭门”。所谓“连环抄袭”，是指一篇A医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10多年来被不同的医生反复抄袭。结果出现B抄袭了A，C又抄袭了B，D抄袭C，最终E不仅抄袭了C和D，同时，还把A列为参考文献的情况。两位学生发现涉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医生达70余人。(《中国青年报》3月24日)
此次涉嫌抄袭的医生多来自县一级的基层医院，很显然，之所以抄袭，是因为这些基层医院的医护人员并没有科研环境、实验条件和足够的病例资源，但现有的职称评选办法却是一刀切，只有在不同等级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才能获评更高的职称。虽然这看似与官本位无关，但实际上，有关部门任免医院的党政群团要职，通常也会参照被提名人选的职称情况，以免闹出“外行管理内行”、低职称医生领导高职称下属的笑话，所以要当官，也得多写、多发表论文。
尽管避免了外行管内行的笑话，但这种僵化的职称政策(及附着其上的待遇体系)，却催生出科研、学术与临床医学相分离的危险趋势——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延续，未来的医学权威很可能只会“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既不懂望闻问切、也不会手术，这样的人反而可以得到更高的职称待遇，掌握医学学术和医疗实践的话语权——就目前而言，基层医院医生被逼撰写医学学术论文，没有条件，那就只好“创造条件”，以包括直接剽窃、移花接木、编造数据、堆砌国外翻译作品等方式来交差。
这种剽窃、造假的行径，危害绝不止于职称评比领域，更严重的是使我国历年以来积累的医学学术成果和医疗实践经验，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会对往后的传承产生巨大的误导性。试想，一代又一代的医学院学生，根据这样低劣的作品做学问，然后“学成”毕业做医生，不做成庸医乃至“杀人凶手”，还会有别的可能吗？
两位学生此番揭出“史上最牛的连环抄袭门”，不仅涉及的医生之多、分布面之广，而且连环抄袭的时间跨度也很大，这一切之前都未曾被人明确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番揭露不仅没引起业内权威人士、行业组织、主管部门的响应和支持，反而令这两位学生接到恐吓电话、小心藏身，现在还在担心日后是否可能在医学界立身。联想到几年前《南方周末》报道的“打假医生”陈晓兰的遭遇，不能不说，由职称政策(医疗市场化)倒逼的造假、剽窃乃至作恶，已然演变成一个行业的深切痼疾，是“利益均沾”光环下对正义、良知和医学使命的背叛。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