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就教育改革纲要涉及高校的关键问题和热点话题，纪宝成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3月7日《新京报》)
许多人都对纪宝成取消行政级别大学什么都干不了的观点表示不解、反对甚至愤慨，他们认为，纪宝成的话是大学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表现，恰恰证明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紧迫性。毋庸质疑，公众的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纪宝成的话虽然难听了一些，却是不扣不折的大实话，是逆耳忠言。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之所以割舍不掉行政级别情结，是因为大学也和国企和事业单位一样，把行政级别当成了运用社会公共资源的资格和能力，有了行政级别，他们就能够站在相应的层次上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讨价还价，谋求支持。并且，针对大学的这种官本位思维，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事实上的肯定和配合，比如在土地划拨、资金划拨、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校园规划等方面，地方政府也都是按照大学的行政级别来进行资源配置的，高级别高配，低级别低配。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取消行政级别，大学当然会寸步难行，大学校长们反对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自然就顺理成章。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大学(特指公立大学)与其说是大学，还不如说成是在温室(集中表现为拥有相应的行政级别)里长大的大个头，体格的强壮程度和竞争免疫能力严重不成比例。长此以往，官本位思维自然是培植起来了，但作为一所大学最应该具备的独立创新能力却丢到一边去了。这样一来，如果取消他们的行政级别，岂不等同于釜底抽薪。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够取消，而只是说，取消大学级别的决定性条件并不在于大学自身，而在大学外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大学之所以会过分依赖行政级别，并不是行政级别是把万能钥匙，而是行政级别所赋予的公共资源动用资格和能力已经成为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本钱。试想，如果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所维系的资源动用能力不是牢牢地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而是依照法律调配下的特定机制来调配，大学还会如此依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吗？而且，如果大学的大到人事任命，小到教学管理，都能够实现自主管理的话，大学还会如此这般一潭死水吗？当然不是。
由此看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根本之道恰恰在于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通过财政拨款、资源调配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让大学接受法律的宏观制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也只有大学不用再看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眼色了，行政级别对他们来说也就无关紧要了。大学如此，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