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也很缺钱!”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日前语出惊人,称自己“就像丐帮帮主,得到处找钱”。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的说法更“雷人”：“有些专家认为金钱不能打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100万留在自己学校，400万可以捐给其他学校……”(3月7日《天府早报》)
“清华大学很缺钱”，其他学校的日子怎么过啊？顾秉林校长如此哭穷不是矫情吗？不过，相比之下，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的说法更“雷人”。学校适当降分录取富人子女，多收富人的钱除了发展自己的学校以外，还捐给其他学校。“劫富济贫”，如此超前思想多好啊。应该说，刘长铭校长此番说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笔者注意到，刘长铭受到了舆论的批评。事实上，不止刘长铭如是说，中国首善陈光标也提出过类似建议。尽管大家很欣赏陈光标的慈善理念，但是并不赞同降分录取富家子弟的建议。降分录取富家子弟的想法虽好，但容易伤害穷人的感情，而且突破了公平正义的底线。
老实说，在现代商品社会，经营者高价卖服务，消费者花钱买服务，无可厚非。关键是这些活动必须遵守既定游戏规则与公平正义底线。打个比方，你如果有钱，可以选择到五星级酒店消费，享受美味佳肴和贵宾服务。你如果囊中羞涩，只能选择在小饭馆打牙祭。大家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决定上什么样档次的地方消费。星级酒店因为多付出服务成本、饭菜成本，多收费用。小饭馆饭菜质量与服务水平差一些，收费自然较少。客人们各取所需、互不影响，倒无可厚非。
表面上看，富人子弟花钱买名牌学校通行证，与消费者高价购买贵宾服务有点类似。其实不然。教育资源分配与其他服务行业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名牌学校属于公共教育资源，并非私人资产，没有经过纳税人同意，学校无权自定违背社会公平的录取游戏规则。虽说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以分数论英雄也不是教育的本意。但是我们也看到,高考制度、中考制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才选拔原则，也是目前最为公平的手段之一。
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语境下，考试本身就是一场十分残酷的竞争，百姓一直对教育公平充满期待，对不公平的教育现象早有微词。对富人子弟凭金钱多寡降分录取，实质是对穷人子女上学权利的剥夺，对公共资源的蚕食，这不仅影响到普罗大众的朴素感情，更是突破了教育公平底线。富家子弟可以凭财富享受降分特权，难道穷人孩子就活该忍受教育不公？这势必会加深百姓对教育公平的怀疑空间，不利于和谐教育的发展，而且教育谄媚财富也会在年轻人心里种下社会不公的种子。教育确实需要钱，穷人孩子确实需要帮助。但是“缺钱”不能“病急乱投医”，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叫卖公共教育资源，把穷人孩子挡在优质教育门外。
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贫穷不是学生的过错。穷孩子本来因为贫穷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降分录取富人子弟，让富人孩子凭借父辈财富享受降分特权，剥夺穷人孩子的升学权利，岂不让穷孩子的竞争起跑线愈来愈远？拿分数与金钱做交换，不仅容易让富家子弟产生财富优越感，也会给穷人孩子带来心灵的伤害。如此凭财富降分录取学生，与花钱买文凭、买特权何异？而且，那些真正遵纪守法、道德修养高的富人，可能会对超越社会公平底线的特权招生条款“不以为荣，反以为耻”。
更可怕的是，按照富人子弟降分录取的劫富济贫逻辑推算下去，是否意味着水电气、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高价给富人提供特权服务，罔顾百姓利益呢？在我看来，即使要劫富济贫，也应该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拿公共资源做利益交换的筹码。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