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重庆两个行人嫌麻烦，不走100米外的天桥而横穿马路，酒后驾车的摩托车司机张某避让不及，翻车倒地身亡。张某家属起诉，请求赔偿包括10万余元。最近当地法院一审判决两个行人赔偿2万余元。昨日，死者家属代理律师李帅还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对行人横穿公路引发重特大伤亡事故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罪。这引起热议，不少法律人士认为这种行为“尚不至于上升到犯罪”。(1月22日《重庆晚报》)
搜索一下，类似案例并不多见，除了重庆此案外，被重点报道过的属2006年上海孔某横穿机动车道导致一摩托车主被货车撞死一案，当时被称为“全国行人交通肇事第一案”。
这意味着，行人横穿马路导致重大车祸，只是限于某些城市的个案，其发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问题来了：如果仅因个别案例，就要求追究横穿公路致重大车祸行人的刑责，是不是过于小题大作？这样做，又有多少的合理性与法理支撑？
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天有人路上跌倒撞在电线杆上，最后被撞死，就要求市政部门将城市里所有的电线杆都清除掉一样。
更何况，上书全国人大作出这一建议的李帅不是一般的律师，而是该案中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这种利益捆绑的关系，让人不免觉得其建议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失去了公民建言应有的公正性与不偏不倚。人们心里势必有一个疑问：李帅上书全国人大，不会是想借公益诉讼的名义为你的当事人寻求舆论同情，从而在之后的审判中得到更多赔偿吧？
笔者无意和李帅律师过不去，而是想说：行人随意横穿马路，在道德上是不文明行为；在道交法层面上，则属违法行为，理应视情节轻重教育，批评，乃至给予法律惩处。但不管怎样，不能动辄夸大它的危害性，甚至搬出“刑事责任”说事，否则行人在滚滚车流中的弱势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相比之下，呼啸而过的机动车给行人带来的威胁与损害，要远远高于行人横穿马路带给机动车主的影响。看看去年的杭州富二代飙车案、成都孙伟铭无证醉驾案、南京张明宝酒后驾车肇事案等，其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恶劣，可谓人神共愤。
更糟糕的还在于，这样的酒后飙车不是个别，而是屡见不鲜于各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正因为这类行为的普遍性，给行人带来日愈致命的威胁，公安部去年在全国开展整治酒后醉驾专项行动。
在此情势下，我们该做的是继续整治酒后醉驾，而不是分散精力，去追究行人横穿马路的所谓刑责，不然就是主次不分，本末倒置。
在“汽车社会”到来之际，笔者以为应该始终守住这个原则：行人与车这对矛盾中，前者永远都是弱势的，无论执法者还是社会舆论，也始终应专注于如何给后者戴上、戴好笼头。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