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8月13日报道，目前，约20个省市的警察代表被培训了讯问技能，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犯罪嫌疑人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专家分析，我国防止刑讯逼供的模式，正从事后调查核实再排除，向事前防范、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方式转变。
从允许不说话，到允许说谎话，讯问过程的这两个节点，是值得肯定的重大进步。如果说允许不说话体现的是沉默权，那么允许说谎话体现的则是说话权——不允许说谎的说话权，不是真正的说话权。而完整的说话权，对犯罪嫌疑人甚至对普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说谎话当然是错误的，甚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应无异议。很多人受到正统的观念影响，反对说谎话，不能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但是，很多人可能认识不到，一个人的一句话出口之前，谁也无法预先判断其要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因此，允许说谎话是“允许说话”的正常结果。至于说谎话会不会造成不良后果，会被追究何等责任，这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
拿司法层面来讲，在现实的案件中，口供还是比较重要的，而最快拿到口供的方式，就是刑讯逼供。在反对刑讯逼供和顺利获得口供之间，如何让犯罪嫌疑人愿意开口说话就成了一个课题。于是，在实践中，不少省市允许嫌犯说谎——警察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犯罪嫌疑人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新闻中一警察所说的，“如果嫌疑人一撒谎就制止，嫌疑人可能不再说话，实际上是封闭掉信息源了”，就很能说明警方这一转变的来由。
很显然，警方是从办案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而允许嫌犯说谎的。对此，不能不说，尽管警方带有功利色彩，但结果上毕竟也达到了这一步，而如果警方能够从理论、思维方面主动允许嫌犯说谎，那将是更大的进步——只有嫌犯有了说话的权利，他才会说出真话或者谎话；要想杜绝说谎话，势必又会走上暴力一途，要么用软暴利恐吓、逼迫，要么用硬暴力殴打、强制。
允许说谎话的反面是不允许说谎话，警方不允许嫌犯说谎话，绝对会出现双方权益不对等的后果——嫌犯说的是不是谎话，警方是最先、最直接的判断者。嫌犯说了真话，警方也可能认为是假话，如果不允许说谎话，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即嫌犯只能选警方喜欢听、愿意听、需要听的话来说，而这，和刑讯逼供要达到的目标有什么区别呢？不允许说谎话最后导致的就是假话泛滥，冤假错案频发。
需要说明的是，允许说谎话并非支持说谎话、鼓励说谎话，更不意味着说谎话无责。它只是“允许说话”的合理一面。于嫌犯而言，他们需要自行表达，而不是视警方所需来发言；于公众而言，各人需要言论空间，而不是要经过言论检查、言论许可之后才能说话。至于所说的话被证实为谎话，造成了后果，那么自有法律来追究责任，这样的言论自由边界才是适当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