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正进行大部制改革，佛山高明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副局长多达19名，常务副局长7名。记者走访得知，部分部门为了不打击干部积极性，为未能担任副局长的干部设置了“局委委员”职位。学者质疑领导只上不下，部制改革无用。(3月16日《羊城晚报》)
如果单纯的从机构和领导指数变更的角度，类似于佛山当地的“大部制”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细究起来，这样的“进步”却极为有限。一者，“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下岗”，虽然不是真正的局级领导，“局委委员”职位依然是局级待遇，工资薪酬一分也不少拿。就行政成本在而言，一分钱也没有少花；二者，公务人员数量一个没少，改来改去，工作效率也未必高，一个“不减人”的改革，也只会影响社会效果，让公众评价为“空转”和“假转”。所以，这一“步”迈与不迈，形式大于内容。
当然，当地实施改革过程中，以一个局高达19名的“副局级委员”方式，来获得表面上的编制不增加、领导减少的假象，也有一定苦衷。如减少改革阻力，实现平稳过渡；又如照顾老干部、老领导的面子，等等。不过，从根源上说还是对于既得利益者利益的照顾。之前国企改革之时，大量工人因之下岗分流，有的就直接失去了工作机会，享受的是最低的社会保障，这部分群体何曾要求过一个“面子”和“某某委员”的待遇？私企员工呢，农民工呢？他们可以“能上能下”，为什么官员就做不到？
这种立足于“减少阻力”的“照顾”，意图本是想找到一个既能实现改革、又能减少“损伤”的平衡点。然而，世界上往往又不存在这样一个“既不伤筋骨”又能实现目标的改革设计。最终的结果，必然就是出现类似的“畸形”的“19名副局长的”改革怪胎。普通百姓当然对这样的改革不看好，只会定性为“玩虚”的，而囿于照顾安置“老领导”的考虑，甚至还可能包括改革者为自已未来的“退路”的考虑，在改革过程中必然畏首畏尾、投鼠忌器，最终也让这些“局委委员”们成为了改革的“包袱”和保护得利者的“私货”。
任何一个改革需要坚定决心，政治方面的改革尤其如此。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68次着墨于改革字眼，无不折射出决策层“慎终而不保守”的政治承担。改革不可能没有阻力，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一个带有“赎买”性质的设置副局级“局委委员”的做法，无法看到决策者的魄力与决心。而这些个迟迟离不开领导岗位的“局委委员”，被人抖露曝光之后，影响的是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公平公正。最终对社会进步也是一个“拖累”。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