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著名学者费孝通称为“温州模式”，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偏处浙南山区的温州各地，出现大量家庭作坊和专业化市场，并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一直靠物竞天择进行自我修复，这是一种健康的市场经济进化”。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温州模式成为一个参照系，她给了全国民营经济最丰富的创业和成长经验。这些年，由于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扶持、产业准入、资源配置、税负减免等差异化待遇，民营企业遭遇的困境使得温州模式更有市场的意义了。
在现存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下，温州模式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结果是高端产业引不进来、中端产业转移出去、低端产业留在本地，整个产业链逐渐低端化。本世纪以来，过去那个引领时代发展先声的“温州模式”已悄然生变，越来越被“股市敢死队”、“炒房团”、“炒煤”“炒矿”、“炒棉花”等“炒”声所淹没或被贬义为“遍地投机”。近年来这个温州炒作大军，四处攻城略地，令各地闻“温州游资”而色变。在这过程中，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并最终在近年形成“炒钱”风，其结局就是目前所见的民间借贷案不断暴露、老板跑路潮、自杀等现象。
过去的、传统的温州模式已经完成了它历史使命。传统温州模式的终结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无论是内在因素还是外界因素，温州都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炒”不可能创建温州新模式的。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艰难的，中国现有的经济模式是需要寻找改革的突破口的，没有突破口中国经济是没有转型成功的可能。探索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国内外都在关注和探讨“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实际上，除此之外的“温州新模式或新温州模式”更应该被关注。
温州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就是市场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但其缺陷恰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典型企业和典型市场，也就是欧洲19世纪企业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业主主营，规模小，集聚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承受着。按照这个模式，温州实体工业经济转型是不可能成功的。寻找温州新模式，只能是自由市场经济+金融温州。其它的产业如制造业等在温州都不可能获得很好发展。发展虚拟经济对温州和温州人而言，是最佳经济发展路径。
温州的金融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也是全国其他地区没有的。温州的民营资本超过6000亿，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其中参与民间借贷的资金就超过1100多亿。据温州侨联统计，温州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有50多万人，遍布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在温州的归国华侨和侨眷就有43万人。温州的侨汇资金也更是数量惊人。近年来，温州汇市外汇交易量一直处于北京、上海两城市之后，高居全国第三。
温州人的“炒”风固然有其负面作用，但也可以得出温州人的金融意识和对经济的具有前瞻性。这对金融温州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正在审批中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10年前温州就获得官方授权的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温州的新模式创立已经朝着“金融温州”的方向发展。
温州新模式将会是未来中国金融模式探索的突破口。中国未来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创立都需要寻找突破口和摸索经验，温州起到了“金融试验区”的作用，也是“温州模式救中国”的题中之义。（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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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