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3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指出，“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不进行更新、改革，其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
温州市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谢浩在近日出版的《如果没有温州》一书的序言中说：“‘温州模式’不是‘温州的模式’，‘温州模式’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我也曾经说过，‘温州模式’不等于‘温州发展’，不要把温州发展与‘温州模式’混为一谈。常有人把温州发展出现的某种困难当成‘温州模式’不行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谢浩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我们暂且不下结论，但围绕温州模式的争论却越来越热络是不争的事实。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温州人依靠“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占领市场，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成为一个经典。
然而，如今，上至温州地方政府管理者、下至温州中小企业主和普通民间投资者，都已经明显感受到，本世纪以来，过去那个引领时代发展先声的“温州模式”已悄然生变，越来越被“股市敢死队”、“炒房团”、“炒煤”“炒矿”、“炒棉花”等“炒”声所淹没或被贬义为“遍地投机”。
形势比人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期，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温州模式的优势已被大大削弱。特别是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人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以及对温州经济转型调整缓慢的考问。当然这种考问并不是第一次。对温州的考问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前不久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货的“假冒伪劣”。
2011年9至10月的一个月时间，多达近30家企业老板的逃亡，并由此导致高达万亿元贷款链条的可能崩溃。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因此，温州曝发了震惊全国的信贷危机，许多企业老板为躲债务，干脆一“跑”了之，因而温州的“路跑跑”现象闻名全国。这场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地震，与20多年前温州货因“假冒伪劣”，而使温州产品在全国无人问津，其严重性可堪一比。
分析人士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与温州经济转型缓慢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温州人总抱着温州模式，守着温州模式不思进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环境，结果是高端产业引不进来、中端产业转移出去、低端产业留在本地，整个产业链逐渐低端化。
尽管官方一再否认，但坊间关于温州经济倒退的讨论不绝于耳。温州作为浙江省距长三角中心上海最偏远的城市，温州在招商引资方面却远不如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区。当地政府或企业认为，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
在一些温州人因为有温州模式而自我陶醉、招商引资处于停滞的时候，苏州的招商引资却增长迅速。在2000-201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的一半水平。这与此前10年两地的经济增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背反效应，1990-2000年，温州GDP从78亿元升至828亿元，增加了10.6倍，而同期苏州GDP仅增加了7.5倍，温州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高出苏州40%。
这就暴露出温州人的人性弱点，他们宁愿在其中互相拼杀，也不愿意尝试引进内资或外资。在温州，温州人与外地人格格不入，他们一般会排斥外地人进入温州办企业，即使当地企业，老板一般也不会启用外地人担任中高层职务，只要在温州企业呆过的外地人，就会深深受到伤害，他们得不到与温州人同样的地位。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温州模式是否会在经济转型中消亡，才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因而温州模式的许多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早在2003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在杭州举行的一次专家论坛上指出，“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不进行更新、改革，其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
虽然这是吴敬琏10年前对温州模式的评价，但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确，温州模式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消亡的问题。因此，温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样才会有新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