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勤劳致富无望，则必然扼杀勤劳的品质而助长巧取的习气和食利主义的风气。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让劳动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其根本上都有赖于劳动价值的实现。
将于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收入分配问题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这不仅关乎民生，也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从体制机制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是民众期待已久的愿望，但收入分配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却不是一件易事。不要说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就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几十号人的单位和家庭，又有几个在收入分配上能真正做到毫无怨言呢？收入分配改革牵涉面广，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取审慎的态度无疑是必要的。
收入分配改革千头万绪，从什么地方着力，也许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务之急，首先要改变的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现象，而政府在其间的作用又至关重要。
市场经济的建立，意味着政府走下全能的圣坛。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但也容易造成一种流传至今的误解，以为政府对市场可以也应当回避，收入分配纯粹由市场来调节。此种原始的市场经济观念，在客观上造成政府部门的消极，进而造成劳动者不能体现劳动的价值。有数据显示，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83年的57%下降到2005年的37%。由于劳动不值钱，导致经济发达地区民工荒与劳资矛盾等现象不断呈现。
不必讲很多原理、道理，如果一个社会勤劳致富无望，则必然扼杀勤劳的品质而助长巧取的习气和食利主义的风气。因此，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考量、评估普通劳动者的价值，但做到这一点显然不够，还应当使劳动者具备工资谈判的能力。有了谈工资而不是由企业单边决定工资的能力，劳动者就能获得与资本实现对立统一的平衡力量，起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令收入能够体现劳动价值。与其迷信公正的再次分配，不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他腰包里有多少现钱，更取决于他能够享有何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一种隐性的收入分配。近些年来，公务员考试热之所以居高不下，不仅由于公务员未必很高但稳定的收入，更在于其可靠的社会保障。与此同时，很多普通劳动者却没有足以抵御风险的社会保障，他们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沦为社会的底层。实践也证明，很多普通劳动者不能为扩大内需做贡献，并不是他们没有消费意愿，而是即时消费(更不必说超前消费)的后顾之忧并未消除。在社会保障领域，政府与企业义务如何分担，应由法律予以厘定。不断上行的最低工资线，对普通劳动者无疑是一种利好，但并未涉及对职工社会成长成本的担当，政府对此自不应袖手旁观。
收入分配指向公平，必然意味着对明显不合理收入分配的校正。事实上，人们对垄断行业职工的过高收入一直很有意见。问题当然不在于垄断，也不在于由此产生的利润，而在于利润的分配。假如一名职工仅仅因为在垄断行业工作，其收入分配就远高于与其能力相似的劳动者，这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公。说到底，垄断行业人员的高收入，并没有以其劳动价值为前提。
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让劳动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其根本上都有赖于劳动价值的实现。倘若承认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一个社会又必以勤劳为不可或缺之基础，则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有形之手紧携勤劳之手就是不容撼动的法则。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