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我国财富差距超过40倍，收入分配走到改革路口（5月25日 《投资者报》）；之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刊文称，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近日称，目前收入差距扩大有四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垄断行业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三是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四是在行业企业内部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两名李先生说的是一道命题，都在剖析收入落差之因。我认为他俩只是在重复一种简单的常识，这几乎是当前公民收入分配机制失衡与分配尺码不公的路人皆知的制度诟病。专家学者多次强调也好，媒体追踪一再报道也罢，展示出的内容虽然颇有苍生使命感，出发点也很善意，但把病灶的原因归结在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之上，窃以为不妥。将户籍、出身当作拉大收入鸿沟的推手，看起来更像是转移公众正诊断病根的视线，这样未免会将解决劳资分配矛盾的空间进一步掘大。
要我说，造成收入间距增大的真正推手并非原始身份，而是后期附加于体的官权。官权的扩张、任性与娇纵，几乎是当前所有不公的致命推手。先说企改，资本与官权在没有阳光的灰暗一角悄悄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为私家花园。一方面，改制将企业的大量一线职工推向并不成熟的市场，使他们“被下岗”“被就业”；另一方面，造就了“上市神话、一夜暴富”的神话。这些本不该出现的财富变态积聚的闹剧背后，总有一双双幕后官手在灰色互动，当然这些官手并非徒劳白动，其间裹挟着大量的公权自肥元素。
而对于车改、医改、教改、房改、养老金改革等来说，表面上看总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推行后盘点收效时，总显甚微。车改乱象，不仅公车没减掉，反而月月数千元车补直达卡上；医改，去年财政投入3900多亿，但看病贵与看病难仍未缓解，显然这些钱没投到该投的地方去，而被一双双贪得不无厌的官手中途拽走了；教改，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口号都喊了十多年了，而百姓的个人负担的教育成本仍居高不下，但“三公”支出却从未赤字，每年保守开支也有九千亿；房改，官手频频伸向经适房，百姓却被推向高价楼市；官员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双轨制”，又再度延续着分配不公直到他们静静地死去。
所以，要尽快填补公民收入鸿沟，最根本的途径便是用法制之拳去扭住一双双任性的官手，一些官手可谓只见有利便伸至现场。这方面的论述时下已汗牛充栋，我不再赘述。思想家多次说过，人是向善的，但同时也是自私的。若以裹挟着“私利”之身者自制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不大胆用权威的法律机制尽快导引各阶层利益的公开、公正、充分地博弈，势必无法打破“谁管钱、谁分钱”之宿命。要管住官权自分公共财富蛋糕的本能冲动，必须引入“不管钱”的较为独立的第三方来公正、公开地完成此业。时下，这种高蹈意识，已受到较高层面的警觉，但具体的法制掘进尚显迟缓。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