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民众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议论越来越多。在笔者看来，这些议论有的是真的对民主和谐的关注，有的则是借题发挥。但总体来说，收入分配问题确实成为改革开放与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解决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在新华社主办的《财经国家周刊》撰文指出，在美国，最高收入的两大群体的收入，超过中下层60%人口的收入总和。然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不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明显，因为美国劳动收入的大部分落入中产阶级的口袋中。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 .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 .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 .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 .47，进入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红灯区”、“深水区”。如果说财富向某些个人和集团集中是因人的差异性、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所致，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说三道四”，问题是，中国的财富向某些个人和垄断集团集中更多是人为的不合理因素导致。譬如，政府部门出台政策对不同所有制、地区、行业、群体、企业等实施不同的政策，尤其是对某些垄断集团进行特殊保护，企业“赚了是自己的，亏损了有纳税人扛着”。纵然国家高层多次指示相关部门出台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的社会托底机制，也可能因遭到某些垄断集团的抵制而“流产”。譬如，有媒体报道被民众视为收入分配改革里程碑的《工资条例》有望在年内出台。但旋即《经济参考报》披露《工资条例》因遭垄断行业央企极力反对，年内恐难出台；自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保障房建设就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有媒体披露公务员可以买到内部价，而且便宜的还不是一星半点。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9全球财富报告称，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家庭的数量为41 .7万户，这一数值已超越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但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 .3倍；行业之间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胡润说过，把一个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三年。无疑，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公平性、合法性的可疑。“经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某融资公司的副总曾对媒体表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除正常创富外，还有大量的“三种人”：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已经并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是中国财富流向过于集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对社会财富分配模式亮出预警信号。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正常的社会是广泛地藏富于民，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少不等的财富，而不是让巨额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而且，现在有不少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
因此，惟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