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视剧在引发无数都市人情感共鸣的同时，也让一个描述生存状态、表达生活诉求的关键词被社会舆论广泛接受，这就是“蜗居”。仿佛印证了这一热词在传递社会情绪方面的贴切，在本次人大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李肇星用“吃饭、穿衣、住房子”是传统生活中“最重要”的3件事，来表述对住房问题的重视与理解。
此前，温家宝总理在与亿万网民交流时，也称理解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生记忆和民生情怀，在总理的账本里，有了3年时间建750万套保障性用房的计划，而且2010年将完成300万套。
在北京，今年住宅供地50％给了保障性住房，准备建设和收购保障性住房十几万套，占新开工住宅的50％。海外媒体说北京进入了保障性住房“大跃进时代”。其实，去年北京市的财政收入很多来自土地出让，有了钱的城市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似乎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做大了的蛋糕怎样分好也存在隐忧。去年，北京市先是出现了名为“高明显”的18个1的“最牛身份证号码”购买经济适用房，后有4岁的“最牛宝宝”申领廉租房补贴。在舆论广泛质疑之下，有关部门仅仅以牵涉个人隐私回应。显然，在有限的公共资源分配中，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个人隐私是需要部分让位的。一旦申请，就意味着相关信息必须暴露着阳光之下。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否则，所谓尊重隐私，怎能让公众和舆论相信，这不是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借口呢？
目前，几乎北京的每一座高楼，每一条道路，都是农民工亲手建设起来的。几年前，《中国青年报》推出“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时，发现很多农民工在北京工作10多年了，他们每个人的工作履历，都与北京的重要工程和标志性建筑有关。可是，仅仅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子女入学就遇到困难，至于申请保障性住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可是，面对这些用辛勤汗水和青春为城市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可以一年、三年、五年不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诉求，难道能永远不考虑、不解决吗？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还有很多默默奋斗的青春“蚁族”。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探访唐家岭“蚁族”的消息格外引人关注。曾经创作《蚁族之歌》的兄弟俩说，他们抱着吉他在公交站牌下唱着“什么地方是我们天堂，什么地方是我们梦想”，曾经唱哭了无数下班的“蚁族”兄弟姐妹。对于他们而言，政府固然可以号召他们“认清现实”，回到中小城市去“享受生活”，可是对于一些一心想在大城市创业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如何融入城市，实现理想？提供公平的社会服务，政府就不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做大蛋糕，是政府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良知。但分蛋糕的时候，又不能仅仅靠政府自己。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没有想到，或者没有做好的，监督机关有责任想到，并敦促政府将这一工作做好。首先，对看不懂的预算，或者碰到预算中的可疑之处，就应该行使监督权力，进行质疑或者否决。这与民主关系不大，而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方式走出落后、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其次，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是平等，在追求权利平等的道路上，应该依靠监督机关的规则制定和利益均衡，其中，人大代表的代言必不可少。
作者刘畅为本报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侯彦方）
